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袁世凯

　　清末民初，风云变幻，中国发生了轰动世界的两大政治事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重要人物，其中袁世凯扮演了极不光采的重要角色。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了一次政治改革运动，主张学习西方国家，改革政治、军事、教育等制度，提倡科学文化，发展农、工、商实业，遭到慈禧太后、荣禄等守旧派的反对，改良派与守旧派之间矛盾激化。由于袁世凯告密，致光绪皇帝被囚禁，康、梁逃亡，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历时103天的百日维新失败，史称戊戌变法。12年后，1911年（农历辛亥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结来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体——中华民国，史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为世界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大民主革命之一，即北美洲的美国独立战争、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亚洲的中国辛亥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社会经济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国势日盛，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辛亥革命胜利后，国运坎坷多难，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有关，又与袁世凯的反动作为有着重要的关系。

　　袁世凯在两大政治事件中起了极其恶劣的反动作用，其角色由晚清重臣变为叛臣，由民国总统变为民国罪人。此公多机谋权变，擅长投机钻营，堪称政治变色龙，为政坛上风云人物。观其一生，曾经推行过废科举、办学校、修铁路、练新军等新政，然又犯下出卖维新、破坏变法和背叛革命、复辟称帝的大罪，最终落到人民唾弃，世人咒骂的下场，这一切皆缘于其反动本质难改。

　　让我们来看袁世凯在这两大政治事件中的丑恶表演：

　　晚清时期，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险。1895年4月17日，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起全国民众抗议。其时，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的一千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得到舆论界的广泛响应，轰动全国。此后，康多次上书并进呈《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和《泰西新史揽要》等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光绪览后倾向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实行新政，主要内容有：在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开办实业，修建铁路，开采矿藏。在政治方面，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科学方面，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创造。其目的在于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和经营管理思想，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强国富民。这些改革举措遭到慈禧、荣禄等守旧人物的反对。同年7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光绪召见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恩尝候补待郎，专办练兵事务。同年9月18日，谭嗣同密访袁世凯，透露皇上要他起兵勤王，杀荣禄、除旧党、助新政，袁当面答应，并慷慨陈词“杀荣禄如杀一狗耳”。但事后，袁认为旧党势力大，助新政不如投旧党，即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太后临朝，宣布戒严，并囚禁光绪皇帝，搜捕维新党人，9月28日，谭嗣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害，这就是历史上“六君子喋血蒙难”的故事，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戊戌变法失败，而袁世凯却从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笔行至此，笔者不得不悲叹光绪和谭嗣同看错了人、用错了人，这确是维新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不幸。试想，假如没有袁世凯告密，变法成功，实行一系列的新政，中国可能走上类似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改革之路，实现强国之梦。

　　后来，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南方诸省频发武装起义，尤其武昌起义成功，得到各省响应和支持，清王朝摇摇欲坠，行将覆没。此时，袁世凯手握军权，玩弄两面派伎俩：一方面与革命军边打边和谈，声称让他当总统，可使清皇室退位，实现民主共和，讨价还价，投机革命；另一方面又威胁清皇室，声称革命军势大，只有退位，把政权让给他，才能保证皇室安全。采取两面手法，骗取革命党人妥协让权，又逼迫几岁小皇帝退位让权，当上民国临时总统，后胁迫议会选举，当上大总统；又嫌当大总统不过隐要当大皇帝，骗造所谓“真龙显形”、“上天垂象”、“民意拥载”、“劝进”等谎言和假象，毁约法、变国体、改年号，将民国五年元旦改为洪宪元年元旦，制作龙袍宝座，自称洪宪皇帝。为了取得外交承认和日本支持，竟与日本秘密签定卖国条约“二十一条”。为了独裁统治，阻止在国会选举获胜的国民党组阁，竟派杀手在南京车站刺杀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为了复辟称帝，大搞特务政治，在京设立京畿军政执法处、步军统领衙门，令各省成立探访局、绥靖处、军法课、军警联合会等特务机构，滥捕滥杀，草菅人命。当时，京畿军政执法处有“屠人场”之称，武昌起义中的“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三人中的蒋、张两人，当年没死在清军枪下，却死在袁世凯屠刀之下，令人扼腕长叹。此类事件颇多，如，我的祖父刘之良、叔祖刘之堂，曾支持并参加反清斗争，没死在清廷之手，后因反袁复辟称帝，却死在袁氏走狗倪嗣冲之手，仅数年间，全国就有数万革命志士被杀害。可见，袁氏政权之凶暴，比起清廷有过之而无不及。笔行至此，笔者再次悲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看错了人、用错了人，这也是革命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不幸。试想，假如没有袁世凯背叛，复辟称帝，中国不会产生内战，有可能走上民主共和的发展之路。反过来说，清皇室也看错了人、用错了人，这也是皇室和晚清的不幸。试想，假如不是错用了袁世凯这样的奸臣，而是用象曾国藩那样的忠臣，清王朝可能还有再度中兴的可能。也可以说，历史曾给了袁世凯成为忠臣、功臣的机遇，而他一再错失，皆缘于其反动本质难改。

　　袁世凯的罪状颇多，仅上述两大罪行，足以将他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近年来，史学界有人以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为由，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如，有人说袁与日本秘签“二十一条”是不得己的弱国外交，不算卖国；有人说袁行帝制改年号但没有正式登基，不算复辟；还有人将袁世凯与王莽、曹操相提并论，称其有功，实属荒谬。我以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依据史实资料并兼顾客观后果。袁世凯与王莽、曹操相比，有本质上的区别：王莽在二干多年前的封建社会推行“王田制”新政，主张土地国有，耕地重新分配，有进步意义；曹操平定汉末动乱，统一了北方，下属和孙权劝其称帝，均被拒绝，称“这是把我放到火炉上烤”，其功其智，袁望尘莫及。反观袁世凯作为，出卖维新、破坏变法，复辟称帝、倒行逆施，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历史上起了极其恶劣的反动作用，再说在人品、德品上，比起王莽、曹操差远了，不属于同一档次。总之，袁世凯一生，功不抵罪，小功难掩大罪，他是历史罪人，给国家、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必将遗臭万年。

　　（作者：刘平贵，男，安徽省巢湖市人，中共党员、退休干部、陕西省水文局高级工程师、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