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先父张钟端烈士(2)

　　民国成立以后，即将先父等定为“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并抚恤诸烈士后裔。河南同盟会尚存诸人如刘积学（群士）、陈伯昂、周维屏（凌卓）、王庚先、刘莪青、王从周、李心梅、任芝铭等诸老前辈，均以父执之谊对我兄弟和其它烈士后裔关怀和照顾，尤其我兄弟多次亲蒙教诲，谈及辛亥革命事迹。一九二四年刘积学、陈伯昂回开封时，函召我弟兄来开封，我弟兄才知先烈的遗骨葬地。亦曾提起迁葬事，奈因政局变幻，无能为力。至一九三二年，齐真如（性一）任当时河南省政府秘书长，他在一九一一年为河南优级师范学生，亦曾参加起义工作。据自云，当时先父任他为运输队劳军队员，令他推土车一辆载铜钱二百串往南关外慰劳车站民军，约夜十时左右，行至州桥边，已闻枪声，街上行人乱跑，说革命党人要起义了，南门已关闭，无法出城，乃将小车及铜钱推入州桥河中，翻越城墙，逃往外地。由此原因，齐对革命先烈有所眷顾。那时我兄弟在河南大学就读，齐得知后，即派人叫我们相见，并同车往南关墓地凭吊。这一年内，我兄弟二人去墓地数次。这年十二年二十二日，还在徐府街举行过辛亥河南起义纪念会。一九三二年五月间，由齐真如在省府会议上提出拨款十万元迁移十一烈士墓，指定南关土地十二亩作为烈士墓址，以五万元筹办钟端中学。指派起义参加者王庚先（字协三，时任北土街商场经理）和王从周（西华人）负责迁建事宜。一九三三年秋正式将烈士遗骨迁葬，定名为辛亥革命河南十一烈士墓。拟俟纪念性建筑全部建成后设立“烈士公园”，并定十二月二十二日为河南起义纪念日。烈士遗骨在义地埋葬时原有两坟，树有短碣，一刻“诸烈士墓”，一刻张钟端烈士墓。迁葬时开圹只有一棺木，尸骨零乱，无从辨认，不得已，乃合置一棺内，成为一冢。墓虽建成，而修纪念堂、陈列馆、烈士祠等，迟迟未能实现，至于墓西之纪念塔，原为冯玉祥主豫时为纪念其友人成慎师长于一九二八年所建，建烈士墓后，才改称为辛亥革命河南十一烈士纪念塔。

　　解放后，吴芝圃任河南省长时，在郑州举行过一次辛亥革命河南起义纪念会。烈士墓定为开封市文物保护单位。因墓地处于南关交通要道，烈士墓址周围逐渐建立许多机关和仓库，于观瞻、凭吊均有不便。一九八一年，开封市人民政府将十一烈士墓迁入南关禹王台公园中，修建了气势庄肃的陵园，将原刻有烈士传记之石碑镶嵌于园墓周围，原记述十一烈士辛亥起义经过之大碑，仍立园墓正前面。使烈士事迹留传后代。

　　关于发现原刻有烈士传记之石碑经过，还有一段事实可记。一九三二年修建烈士墓时，墓前树有十一烈士碑一组，记载烈士事迹和烈士后裔名字。此碑于“文化大革命”前遗失，我在省墓时发现，多方查询，均无下落；后开封二中同事张治明老师在禹王台养病，见公园柏树林中有一断碑作石凳用，上面有我兄弟名字，张以告我，及往寻觅，园内各处找遍，均无踪影。后经公园会计谢某见告，才知此碑由开封市博物馆井鸿钧同志发现，报请当时副市长张邃青先生，建议市政府拨款交井鸿钧同志负责将碑文补齐，并对墓顶破损之处加以修整。由此可知，开封市各界人士莫不对烈士墓关怀和爱护。

　　我父亲牺牲后，我弟兄才出生两个半月，尚在日本东京。母亲千装伧子氏极为悲痛。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拨发抚恤费三千两银子，并派陈伯昂先生和我叔父张钟灵赴日本东京，将我们母子和日本保姆二人接回河南许昌原籍。我们回来时是在一九一二年春。在许昌住了两个月，因我母亲不服水土和生活习惯不同，想回东京，当时想把我们兄弟全都带往日本，祖母当然不同意。商谈结果，只同意带走一人，许昌家中留一人。不意临走时，祖母等将我们藏匿。母亲当然也不同意。几经协商均无结果，母亲后来向许昌县政府申诉，仍无结果，母亲不得已，只好带两个保姆走了，不但失去了丈夫，而且失掉了两个儿子，其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

　　母亲返东京后，我兄弟由祖母杨氏和大母李氏用心抚养，而使烈士有后。大母李氏因无子女，爱吾兄弟如同已出，饮食寒热，亲自操劳，稍有病痛，废寝忘食。吾兄弟得以成人，大母李氏之恩永难忘怀。稍长，五岁入私塾，六岁入小学，直至中学，均由大母亲亲自接送，爱护养育之情犹生母也。我等在小学时，母亲即从东京时常来信询问我等情况，并寄来书籍、画报、玩具、衣物等。后又索我们相片，均寄往日本；母亲亦将我们初生时的照片寄来；我也写回信以慰母怀。

　　一九二六年我们初中毕业后，母亲即来信要我们弟兄去东京求学。祖母等因我等年纪幼小，乏人护送，隐瞒来信不使我们知道，故未成行。一九二九年，我们弟兄同在武汉高中，与母亲时常通信，母亲要我们毕业后，即去日本。适逢淞沪战起，欲去不能。淞沪战争结束，我们已考入河南大学，母亲又来信命即日去东京，那时祖母已将八旬，大母已六旬，老迈病躯，予等赴日后家中无人照料，势不可行。母亲同意俟大学毕业后再往日本。讵料日寇步步入侵，接着华北沦陷，音信已不能通，遑论去日本了。迄今四十余年，无从得悉母亲消息，存亡莫卜，想念之情无日或息。自念有生之初，先父见背，及长成人，母亲无缘会面，痛何如之！《蓼莪》之思，无时或已。现梦梅（秉青）在开封第二中学业已退休，兆梅（志冷）在许昌第七中学离休，我等年逾七旬，母亲即在人世，恐见面亦属不易。

　　中日建交以来，梦梅即写信寄东京下谷区三轮町一二○番地，未接回信，衷心怅惘，莫可言喻。后又想起母亲最后来信是在日本静岗县安培川桥山本家内，又按此地址去一信，仍无消息。母亲过去来信用的是印衔信封，印有：“日本东京全国看护妇主会会主”名义，亦未悉是何职务。母亲来信多用日文，我们不谙日文，又缺日语教师，只能从部分汉字中了解大意，未能领会全意。原信多封，均因变乱遗失已尽，愧悔无及。今后如能查明母亲原委，则毕生无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