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及两次入京时期的宋伯鲁(2)

    　陕西秦军响应起义成功后，很多人士认为帝制既去，共和告成，陕西当有一个研究政治文化的机构，以适应共和政体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宋伯鲁曾与张玉昆、黄桂森、俞肆如等120余人于民国元年3月1日假江苏会馆成立政治研究会成立大会，举宋伯鲁为筹备主任，3月15日，再集235人开成立大会，由宋伯鲁主席并报告开会意义，通过本会章程与宣言草案，推宋伯鲁担任首届会长。

    　政治研究会成立后，按其宗旨，应做促进人民参政、设立各级议会、制定宪法、设立工厂、兴修水利、发展商业、普及文化教育等种种善事。为此，宋伯鲁曾以身作则，先率同仁拟将《秦风周报》接为政治研究会主办，又促亲戚俞肆如将其设在南大街降子巷口的小型织布厂改为浚富工厂，同时，又积极准备将自己设在土地庙十字的一所小学扩充为中学。

    　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所限，使得政治研究会的一系列举措大多趋于流产，但宋伯鲁等人当时少有的热情与非凡的胆识，却是值得我们去追忆和称赞的。

    　在经办政治研究会的同时，宋伯鲁还与北京进步党陕西支部筹备处有密切往来，他准备将两个组织合并起来，后因故未果，却在6月23日由陈树藩、王锡侯、郭希仁、宋伯鲁等人发起成立统一共和党陕西支部。6月25日，又与同盟会陕西分会合并成立国民党秦支部，宋伯鲁当选为干事。自此，宋伯鲁终于完成了从封建官吏到辛亥志士的转变，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极为罕见的事。

    　正当宋伯鲁雄心勃勃，意欲在陕西有所作为之际，国务总理熊希龄推荐他担任袁世凯的高级顾问，他不得不两次赴京。袁世凯愿意委宋以要职，但宋却托病不就，唯顾问可也。宋伯鲁的所作所为，现在看来，确是十分明智的。

    　宋伯鲁离陕之际，张凤翙、张云山等辛亥同仁相约为宋饯行。为此，宋伯鲁曾写《入都饮宴八仙庵呈翔初提督二首》、《八仙庵饮宴留别凤岗师长及同事诸子》等诗篇。面对花甲之年重上征车，宋伯鲁心中不禁忧喜交加。他虽然一再说笑自己“白头又上征车去，忍看青门柳万条”，“自笑龙钟非骏骨，白头犹说上金台”，但在寄语同志时却仰望他们“今日西垂天半壁，安危须仗使君贤”，“浮霾渐散看朝日，大厦将来待众材”，末了慨然抖擞精神，表示了“尽扫苍痍生白骨，遍流膏泽满春田”的博大抱负。一吟一赞，均铿锵有力，催人奋发。

    　宋伯鲁到北京后不久，袁世凯即露出豺狼面目，窃国称帝之野心昭然若揭。当时计议调兵陕西，镇压革命。宋伯鲁此时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多次陈说民军革命党在陕西起义中的巨大作用，奉劝袁氏不要轻易出兵，以保陕西平安。最后，袁氏终于取消原定计划，使三秦百姓免却了一场劫难。宋伯鲁的这些功绩，陕西名士郑维翰曾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宋芝田先生绘释迦文佛像书后》一文中如是记道：“二年（1913）项城当国，邀先生入都，将大用，先生辞以疾，愿备顾问，因得从容详陈民军革新之绩，于是用兵陕西之议始寝”。

    　宋伯鲁在北京居住了两年之久，因袁世凯一意孤行谋求帝制，遂弃职回陕。3年后，宋伯鲁的同榜进士徐世昌继任总统且召开国会，宋被举为参议院议员而在此赴京。有关宋伯鲁此次进京并担任参议院议员诸事，毛昌杰民国7年的《君子馆日记》曾多次记道：“七月一日即旧历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午前出门，至文献巷借痰盂。至东二道巷十号，答拜刘莲浦未见。访芝逸，勿幕亦在座，畅谈知参议员为宋芝田、何达夫、郭蕴生、武念堂、王荫之五人……”

    　撰写《君子馆日记》的毛昌杰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主任，与宋系前后同学和戊戌战友，对宋十分敬重，当他在李芝逸处听到宋伯鲁将赴北京担任参议员的消息后，曾特意撰写律诗一首相送。民国7年7月13日的《君子馆日记》遂记道：“七月十三日即旧历六月初六日，星期六。芝田参议应选入都，集唐人诗，戎马暗天宇，问君何所之。此行既特达，疑误有新知。战伐何由定，纪纲正所待。烦君最相警，排闷强裁诗。一路经行处，频年不解兵。残云归太华，晴翠接荒城（以作铧旒开道路，豺虎正纵横，以为伤时易之）。戚戚去亲爱，萋萋满别情，还将两行泪，千里赠君行”。

    　律诗写成后，毛昌杰于次日函寄宋伯鲁，宋接函后，当日即复函毛昌杰，除再再致谢外，还对毛诗提出了批评意见。毛昌杰当日《君子馆日记》有记：“七月十五日即旧历六月初八日，星期一。早送致芝田信，随得复函。内言集句诗有饾饤碎玉二集，未见其书，暇当觅其书读之。窃意黄唐之香屑集，俨如无缝天衣两书，恐未必出其右”。

   　 宋伯鲁此次进京，原打算利用参议员之职，为百姓办些实事。及至抵京后，见北京官场贿赂公行，贪赃枉法之事层出不穷。“参议员”虚有其名，“摆设”而已。宋伯鲁闭门读书，不与外界往来。郑维翰《宋芝田先生绘释迦文佛像书后》一文，就宋伯鲁此次进京诸事，有以下记载：“六年（1917），（先生）被举为参议院议员，遇事守正不阿，不以货贿夺其志。先生曰：“议员为代议人民利病，若所事皆非民意，则自欺欺人，国事尚可为耶”？闭会后，遂隐居三教寺，不与名利人相接”。

    　宋伯鲁隐居三教寺后，徐世昌曾请宋参与由他主办的晚晴簃诗社。郑维瀚《宋芝田先生绘释迦文佛像书后》一文：“东海徐公为大总统，征全国耆宿，开晚晴簃诗社，选有清一代诗，先生与焉”。

   　 宋伯鲁在晚晴簃诗社期间，广交天下文友，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诗，为其后回陕重振三秦青门萍社打下了基础。宋在此阶段内的活动，《海棠仙馆诗集》、《还读斋杂述》等多有记述。

   　 宋伯鲁住三教寺期间，置房购物，原想长期留居，但徐世昌下台后，他的生计陷入困境。此时适刘镇华主陕，欲修纂陕西通志，在刘的邀请下，宋伯鲁遂于1922年农历8月间返陕。宋寓居西安后，由于收入微薄，个人又无积蓄，故生活常靠借贷度日。有关宋此次离京返陕时间，人们以往多认为在1919年，查《在山草堂日记》所载：“八月十七日，宋芝田自京回，参议员解散也。午雪亚兼督请用西餐。适南右嵩自北道回，为谈征缉处事”。

　　（作者宋亚萍系辛亥革命先辈宋伯鲁孙女，民革西安市莲湖区工委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