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巢湖辛亥双烈的初衷与动力
辛亥革命网 2011-11-09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刘平贵 查看：
我的职业生涯是与水打交道，从事水文水资源工作40年，有专业著作和学术论文百余篇，对文史方面，仅是“但当涉猎，不求甚解”。退休后，对有关辛亥革命前后清末民初时期史料产生兴趣，加之今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先后撰写了有关祖父、叔祖投身辛亥革命及反袁复辟斗争的十余篇文章，其初衷是完成少年时期就有的夙愿：将人们誉为双烈的祖父、叔祖的事迹写清楚，形成史志类成果，让历史不要遗忘。动力来源于有关部门和领导、专家、刘氏族人的大力支持。众人拾柴火焰高，《巢湖辛亥双烈纪念文集》现己具雏形。
我从未见过祖父、叔祖，他们遇难时，家父才三岁。从我开始记事的三、四岁起，就有了敬畏之心，在一年一度的清明、冬至时节，跟随父辈上坟扫墓，供祭品、烧纸钱、跪拜叩头。在日常家庭教育中，父辈常以“忠义传家”为家训，律己、课子。加之坊间传说祖父文采超群、叔祖武功高强、被斩后“立而不倒”、祖母“血衣击敌”等类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将祖父、叔祖视为“神明”而加以尊崇，心想将这些故事写成书该多好啊，所以年少时就萌生了要将他们事迹写成书的夙愿。1961年，我在芜湖读中专，暑假回家，见到中共巢县县委宣传部寄给家父的书《巢县人民革命斗争史》（初稿），有祖父、叔祖遇难和当地为此闹学潮等情节，约七、八百字，意在征求意见。因家父一年前去世，我在征求堂兄刘振华意见后，通霄达旦熬夜写了千余字的修改补充意见，于次日送宣传部，宣传部领导很重视，表示正式出版前一定加进去，后因“文化大革命”不了了之。至1982年，我得到中共巢县县委党史办重编的《巢县人民革命斗争史》（送审稿），有关祖父、叔祖内容比1961年初稿更简略。为此，我与堂兄商量后，写了意见信给党史办，未见答复。后来，我与堂兄多次谈过此事，堂兄去世前的2009年，他手指《巢县人民革命斗争史》对我说：“祖辈两人献身辛亥革命，一门双烈，实不多见，值得永久纪念。可如今，墓、祠都没有了，知此事的老人都离世，书上写的过于简略，我担心今后失传，你务必当作一件大事，最好写本书。”此后，堂嫂张竹兰不顾年迈体弱，陪我四处奔波，找线索、查资料。刘氏族人也支持我写书，刘前友、刘前江、刘前辉、刘后俊等陪我查看刘氏宗谱，一位年长族叔勉励我说：“你祖父、叔祖在族中威望高，影响大，尤其是就义前血书‘忠义传家’四字遗训已成族训，你作为嫡孙，有责任写成书，以免失传。”还有几位侄儿、侄女也支持我写好“双烈”事迹，以免被历史遗忘。既身怀夙愿，又受家族重托，加之受人生信念趋使，我当然义不容辞了，必须倾心尽力而为。以上所述，皆是促使我撰写巢湖辛亥双烈的初衷。
收集史料颇费艰难，有关辛亥革命的清末民初历史档案资料残缺不全，特别是1907年（光绪33年）至1926年（民国15年）期间，多处档案馆均出现断档现象，原因是战乱时期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时带走一部分、烧毁一部分，加之后来“文化大革命”损坏，收集这一时期资料十分困难，如同大海捞针。例如，《巢县人民革命斗争史》中提到1914年巢县民众愤怒抗议反动官府杀害忠良，时人作《哀南巢》一文贴遍大街小巷，其中有“三木频加，惨痛刘郎之血……”等语，循此线索，我苦觅《哀南巢》一文达十年之久，至今未果。尽管如此艰难，我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庆市档案馆、天长县档案馆、巢湖市居巢区方志办、党史办的热心帮助和大力支持，在史料残缺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为我提供资料和介绍线索，为我撰写文稿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网、安徽文化网编辑部工作人员及时审阅、修改、编发我的文稿，也为我完成文集汇编创造了条件。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家乡巢湖市的领导和文史专家对我支持极大，如原市委书记、原政府市长孟家安审阅全部文稿后题词，并推荐资深文史专家帮助我；原市政府秘书长崔式坤审阅全部文稿后题词，还提供资料线索；原党史办主任陆道胜退休后闻知我收集资料，冒夏日酷署高温，为我翻箱倒柜查找资料；原市政府秘书、资深文史专家陈伏希已退休多年，不顾年高体弱，向我介绍巢湖文史资料情况；资深文史专家袁传华从事史志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帮助我收集资料，还帮助我修改文稿。这些极为重要的支持和帮助，是推动我战胜困难、坚持编写《巢湖辛亥双烈纪念文集》的动力。
综上所述，《巢湖辛亥双烈纪念文集》能够成功付梓问世，确实是上述单位和各级领导、各位专家、工作人员以及刘氏族人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是集体劳动果实。因我个人能力、水平有限，恐有谬误，期盼专家学者指正，以臻完善。今撰此文，表明心迹，且深表感谢。
（注：作者刘平贵，安徽巢湖人，中共党员，曾任陕西省水文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系辛亥革命烈士刘之良嫡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