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义公园的历史也需要防伪打假 [投稿]

首义公园的历史也需要防伪打假

——评化名wgy531在百度百科中对首义公园历史的歪曲

皇衣评论员   赵连吉

辛亥革命网·辛亥讲述中有卢俊先生一文：“是谁开辟了蛇山上的首义公园”，点击者不少。其文时间、地点、事件叙述清楚实在，脉络分明，态度客观，既写卢立群，也不隐讳夏道南，说清楚了首义公园的来龙去脉。著名历史学家和城市史专家皮明庥讲：首义公园分两个阶段，30年代建设蛇山上大首义公园的是卢立群，不是夏道南，夏是20年代建山下乃园处的小首义公园。1955年因建长江大桥，乃园被拆去早已不存在。显然，今日蛇山抱冰堂一带尚存的首义公园为卢立群所创建。

以往之所以扬夏隐卢，把面积仅几十亩的乃园小首义与面积上千亩的蛇山大首义混为一谈，以夏代卢，误把夏当成今日蛇山首义公园的创办者，原因之一是夏“首义后归国，任军政府顾问”，又有“渡江督战三昼夜”之功，属辛亥人士，在辛亥研究和宣传中容易受关注和偏重，而忽略洞察首义公园并不单一的历史，加上“政治明星的马太效应”加以放大传播。虽是可以理解，但也留下有心人用不实之词来扭曲历史，误导读者的模糊空间。

首义公园——百度百科头条的创建者wgy531的历史介绍及石瑛吧上流传的相关文章就属此类。作者在表面叙述真实历史中，凡关键地方都精心布有不实之词，巧施“红楼笔法”：

其一“真事隐去”，不仅隐而不提开辟蛇山上的卢立群，对创建山下乃园的首要人物吴兆麟、李光剑也避而不谈。于是既没有参与过建蛇山上，也非创修山下乃园首要的夏道南便独领风骚，被夸大成为山上、山下首义公园的第一人且唯一人，冠以“负责筹划建筑首义公园的直接创办者”，“为首义公园的建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二“假语村言”，大量史料表明1932年开始，蛇山上正着力开路建园，进行三十年代大规模城市近代化建设，wgy531偏偏无中生有：“1932年，管理仍无起色，致使公园荒废”。一笔抹掉他人的历史贡献。

其三“混淆剪接”，将30年代建设厅负责的上山石级道路及黄兴铜像这些重点工程，甚至解放后在半山坡建的比较像样的黄鹤楼剧场（与乃园内山下平地上建的简陋的汉兴戏院不是一码事）与夏道南在山下乃园的项目混编组合，先后错置，恍然都成夏名下一手“陆续、修通、建成”。

其四编织“连成一气”和“转移”的虚妄说词。为使山下夏道南之名能延伸向山上及今日的抱冰堂，煞有介事地编织出史料证实并不存在的1928年乃园与蛇山上和东部抱冰堂连成一气的说法。又为把1955年被拆，实体早已不存的乃园与今日尚存的抱冰堂搭上关系，编织出“1950年代该园转移到武昌路以东的抱冰堂一带”。早在1935年卢立群就将开辟的抱冰堂一带纳入并定名为蛇山大首义公园主体的一部分，本来就叫首义公园，有何“名义”需要从外转移，又能转移什么？其说词无非是为夏量身订做，用心是暗指抱冰堂一带的首义公园不是他人开辟，而是夏被拆的小乃园“转移”或者说“转世脱胎”而来，为广为流转的所谓乃园“东迁”、“缩移至今址”之类的含混说法作历史铺垫。于是乎，乃园仍活在人间，魂占抱冰堂直至千古矣。

这年头，食品奶粉、名牌服饰，甚至论文学历，因利之所在而造假，防不胜防。想不到油水堪称干巴的首义公园的历史也需要防伪打假。不识wgy531是何许人也？识者指为夏道南后辈之女婿，任职厂长和公司老板。然而推崇前辈也要实事求是，言之有据，不能太离谱。用商业炒作，甚至不当手法来行销不实之词，封杀真实，忽悠网民和读者是不足取的。寄望百度百科等栏目公正纠偏，对历史和栏目信誉负责。

下面用历史证据讲话，一一剖析wgy的介绍及相关文章，以明揭其虚，细辨其伪。

一、   为何隐而不提“倡修乃园小首义公园的首要吴、李二人”？

wgy531在其文的历史沿革段，开头就讲：“1921年由首义人士夏道南等人倡议，1923年筹建。初建于武昌蛇山西端南麓，东起文庙，西至皋水巷，北上陈友谅墓，南临大成路乃园遗址附近。1924年修复陈友谅墓。。。。。。”

这里把为首倡议的吴兆麟和负责筹划建筑的直接创办者李光剑都用“等人”一词而隐去不提，让夏一人挂头牌独占鳌头。

据武昌首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孙女、前台湾立法委员吴德美讲：“1922年，章太炎邀集辛亥首义同志和军政商各界代表、商议并成立‘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理事会’，会议公举吴兆麟为理事会主席。吴兆麟倡修武昌首义公园，为辛亥革命残废军人征集资金，并自己首先捐款，很快募集到几十万元。经过半年多努力，首义公园（指乃园小首义公园）基本建成，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办事处就设于公园内。”

这一说法为史料所支持：“章太炎在上海发起‘武昌首义纪念事业筹备处’，嗣后吴兆麟被公举为筹备处主任，而筹备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即是创办首义公园”。

领头负责在乃园（前清臬署也叫按察使署和民国财政厅后花园）原有花园基础上改建的人，史料又记：“查首义公园原系财政厅花园，民十二（1923）经李光剑计划改建”。

由此可见，领头倡议的，负责计划改建的另有其人，都还轮不到夏道南。夏既非筹备处主任，又非工程技术专才，至多是参与其事的团队中一员，或负责某一方面，或在后期接手。故乃园早期成型为首义公园，选址、规划、建大门。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坊”等工程为首者都非夏道南。夏的正式职务是乃园内靠荷花池平地上私人集资盖的“汉兴戏院”经理，管理戏院为主。所称“园务主任”一职只出现于1935年他向省建设厅索要六万银洋“私人垫款”呈文中自称。他在呈文中所列其所负责的园务中，最早的一项就是开乃园北的山坡荒地，把陈友谅墓括入并修墓旁双亭，这只是建园工程的一个局部，也是较李光剑之后的事情。故超越吴、李，把夏推为第一和唯一人，就有失公允。

此外所讲公园范围不准。史料记开办时的地皮范围：“系民国十三年（1924）政府体念首义伤军所拨给地皮。以山坡为起点，前抵大成路，左抵文庙，右抵皋水巷。内有大厅屋（即逊清按察使会客厅），为该伤军等栖息之所。”这说的就是山下乃园，不是什么蛇山南麓，因为园北边初始还在山脚下，“以山坡为起点”，与陈友谅墓之间的山坡荒地还未开出。后来虽开占了一点陈友谅墓所在半山腰下的荒坡地，这亦只是公园的边缘。乃园大门及南墙抵大成路边，也不是什么“临大成路乃园遗址附近”的含混表述。故不论怎么说，小首义公园的主体都囿于山下乃园一隅应是不争的事实。

二、   夏道南其人在首义公园究竟有哪些作为？

夏道南（1883—1936），1911年为日本振武学校学生（相当于初中到中专），首义成功后归国，任湖北军政府顾问，旋任军务部参议长，多管后勤，阳夏战争中渡江督战三昼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其人生中值得肯定和歌颂的华彩一面。赴京任袁世凯下面参议，因军备贪污事由遭袁免职。

贪污一案是真有其事，还是查无实据？事涉法律，需凭证据讲话，不作断言。既不能遽信其有，也不能以袁“政治迫害”一言以蔽之。袁在政治上虽遭否定，但不可否认也是一个统北洋六镇能服众的行政干才。

夏后回汉经商，多金而长袖善舞，多项事业有成，办汉口东亚大同社、汉口大舞台、乃园共和舞台（汉兴戏院）等，自任经理。

首义同志会理事会主席吴兆麟发起在蛇山脚下、大成路边的公家场地乃园建纪念首义的公园，1923年由李光剑计划改建，1924年建成。退伍军官“将军团”中部分人如杜锡钧、杨开甲、刘佐龙、吴元泽、雷寿荣、石星川（后二人后当汉奸）又私人集资盖起汉兴大剧院，推夏道南为经理。因此夏主要是经营戏院牟红利。在文化娱乐选项不多的当时，有钱人上戏院属高档享受，加零嘴、喝茶、打扇打手巾把子服务，戏院进项可观，不说是日进斗金亦不远矣。辛亥伤军寄住园内大客厅（西游厅），靠出租场地、搭篷设摊卖茶维生，形成唱戏和卖茶为主体的娱乐场。其时夏与伤军组织辛亥铁血伤军委员会的代表同处园内，共管园务，于是负责园中一些诸如开荒坡地、修墓亭、建纪念堂和纪念碑加修缮等工程项目，虽他对设计工艺并不在行，作用有限，但有一定的监管贡献。

共管之下的乃园是否颇有起色，“大大改善了呢”？请看史料：

“1928年省政府公报：祗以管理不善，废弃可惜，内中屋宇亦多损坏。。。。。。”

“1935年卢立群工作报告：嗣以辛亥伤军寄居，生活既赖园收，管理遂形废驰，故惟事戏园茶馆之添建，零乱摊贩之扩充，以致草木糟蹋，屋路毁坏，全失公园景色。去岁属处奉令计划全山道路，曾包括该园，兹奉令切实整理，”

“1935年首义公园（指乃园）清理委员会报告：见首义公园中之房屋毁坏，草木凌乱，寄驻伤兵，久失整理，故于本年七月令饬省政府将首义公园切实整理，并妥筹辛亥伤兵处置办法……。”

1935年乃园小首义公园被收归国有，取消名义，并入省建设厅新开辟的包括整个蛇山的武昌公园中，当年冬武昌公园更名首义公园，乃园成为蛇山大首义公园的一部分直至1955年因建长江大桥被拆。在乃园收归国有过程中，夏道南成为索要天价的“钉子户”，表现出他受到历史批评的不大光彩的一面。请看他的“夏道南呈请转饬拨还垫修首义公园经费呈文”：

“十二年（1923）春，道南被公推为园务主任，负责筹划建筑纪念公园。……开辟公园现址荒山，收买玉带街民房四十余间及……等地并修葺大汉陈友谅坟墓，建筑墓旁双亭，全园石级等项计费洋贰万余元。惟此项经费，既非政府拨给，又未各处募捐，其所自来，实为道南私人借垫。同年，又借粤汉铁路协会洋贰万余元，修建纪念堂、西游厅等处。又集股洋壹万五千六百元修建共和游艺社。十三年（1924）又借湖北官钱局洋壹万元，补竣全园工程。总计所费洋陆万五千陆百元。”

由上可见其一，夏之巨额索赔不是为伤兵，而是为其个人的“私人借垫”。其二，夏之所言“又未各处募捐”，与吴兆麟“首先捐款，很快募集到几十万”矛盾且大相径庭，有否隐情令人不解。其三，“既非政府拨给”表明乃园小首义公园一直是属私人经营性质，从来没有“纳入政府管辖之下”、“经费有了着落”的一丁点事实迹象。

省建设厅主持建蛇山大首义公园的卢立群认为以往夏并未呈请政府拨款或立有预算定案，则所用辟修各费自应由该筹备处负责，占有公家一块黄金地段作私人营利多年，公家并无偿还巨款之义务。这位由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归国救亡的留学精英可是“秀才遇见兵”，被迫与夏对簿公堂打官司。结果公方胜诉，乃园归公并入大公园且无须偿还。但省主席张群出于“党国大局”，政治安抚的考量，以行政压力批两万银洋给夏。夏落一大笔钱，而经费并无定额又正上马建设的建设厅则是雪上加霜，致使公园原计划中的运动场、跑冰场、儿童游戏场泡汤，也影响到黄鹤楼重建计划。

史料可见如此评说：“也看到了一些假借团体名义的地方势力，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对于发展公园建设实现统一管理，在阻力方面有较多的反映……”。

当时国民党政权下，资本的官僚化和官商勾结也是蛮突出的，军政界在位或退位的某些人物，挟着人脉权势，到处抢占生财地盘成为既得利益者。不仅在乃园收归国有一事上难为卢立群，后来又在内河航运和轮渡经营权一事上，把矛头直指认真做事的建设厅长李范一，大闹建设厅并上庐山告御状，联合杨永泰拱李范一下台。

三、   夏道南在乃园所做工程堪称重大贡献吗？

石瑛吧谈武昌首义公园的相关文章同样隐去吴、李二人讲：“夏道南任园务主任，进行选址，规划并自筹资金建筑首义公园，为首义公园的建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将夏呈文中自定的调子又升高八度，就算都是夏一人所为，那么究竟做了哪些堪称“重大贡献”的工程呢？

上节夏索赔呈文中已罗列出他负责的工程四项，这里再加一项由辛亥同人出资，不在索赔之列的“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

1、“开辟公园现址荒山，收买玉带街民房四十余间”。讲的是乃园北面界限本靠山脚下“以山坡为起点”，后开辟坡上荒地，局部扩展一些把陈友谅墓和民房括入。

2、“修葺大汉陈友谅墓，建筑墓旁双厅，全园石级”。陈墓是1908年耿丹、万耀煌发现，1913年夏寿康呈请修成。

3、“修建纪念堂、西游厅”。即中山纪念堂和伤兵寄居的会客厅，为已有房屋修缮改建。

4、“共和游艺社”。即私营戏院，比较简陋，历史上拆过两次，并非解放后在半山坡上建的黄鹤楼剧场。

5、“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碑上刻有“首义公园经理夏道南、伤军代表何正方监造”。这证明夏的正式职称为“经理”，尽管由“戏院”升格成“公园”，姑且信之可也。

乃园本来就小，且早有花园基础，选这里建纪念首义的公园图的就是容易便捷、省钱。在这里进行的工程都够不上艰难，也称不上重大。陈墓旁两个小石凉亭，纪念堂及纪念碑有历史意义和显要政治意义，可说有一定贡献。但工程量都并不大，纪念碑算是最大的，拖了三年，从1925年开工到1928年完工。夏、何力量有限，且二人都非工程技术专才，所能起的作用不外“监工”、“监款”，艰难度和技术含量也极为有限，故称之为“重大贡献”言过其实了。

比较卢立群在蛇山修全山脊干道和数百级上山踏步台阶及抱冰堂上山马路，重建吕祖阁、张公祠等工程，请教wgy君，哪一个的艰难度、技术含量和贡献更重大一些呢？

四、1928年有山下乃园与山上抱冰堂连成一气的飞跃吗？

其实从上述夏对首义公园的全部作为之项目都不离乃园，就足以证明夏的活动与蛇山上和抱冰堂不存在相关性，所谓“连成一气”是一个荒谬的伪命题，本无须赘言。

但为了以理服人，看得更清楚些，不妨细看伪在何处，而历史又怎样明确无误，也冷酷无情地戮穿这一不实之词。由于山下乃园实体早已不存，山上的蛇山头部分变为引桥，今日首义公园仅存部分只有卢立群一手建设的抱冰堂一带。既然卢被隐去不提，就有需要把乃园中的夏与蛇山上、特别是抱冰堂一带作一个历史嫁接，以名正言顺地取代卢成为山下、山上特别是今日抱冰堂上创办“首义公园”的第一人甚至唯一人。于是石瑛、严重的一个并未实行的提议被用作嫁接点，并大加发挥，淋漓尽致，且奇文共欣赏下面摘引的石瑛吧上的文章：

“1928年初，湖北建设厅长石瑛、民政厅长严重视察了武昌首义公园（指乃园小首义）。签于首义公园规模小，纪念性建筑少，经费困难，无政府管理且管理不善（公园自开办以来，一直为辛亥首义的伤残军人管理，且赖公园门票收入为生），为公园发展计，为伤残军人的生活改善计，石、严二人联合提案并呈文省政府，经省政府同意，将首义公园与蛇山南麓中部及东段的抱冰堂和蛇山林场连成一气，扩充为“蛇山公园”，划拨武汉市管辖，由市政委员会规划其发展。还在园内新建了一座“总理孙中山纪念碑”，由夏道南和伤兵代表何正芳监造。这就是民国时期“武昌首义公园”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它使“首义公园”正式纳入政府管辖之下，经费有了着落，伤残革命军人的生活有了保证，管理大大改善，公园的范围也扩大了许多。”

然而档案材料却这样回答：

       “石瑛，字衡青，湖北省阳新县人，英国伯明翰大学冶金专科毕业……1928年任湖北建设厅长，曾向省府提议，将抱冰堂和蛇山林场合并为蛇山公园。又据聂豫提议……，和民政厅长严重会商，主张将黄鹤楼、抱冰堂、蛇山林场、文庙合并首义公园扩充为蛇山公园。当时，正值湖北军阀胡（宗铎）、陶（军）统治时期，这两位所谓清乡督办、会办、白色恐怖遍及全省，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惨遭杀害者不知其数。当时张知本（省主席）对于石瑛提议，聂豫的建议，虽经省第三十七次政务会议决议，交由市政委员会委员长胡宗铎办理，却未见实施。张知本、石瑛、严重等人虽属无能为力，但不能不受到历史的讥评。”

这就清楚地否认了煞有介事的“连成一气”之说，当然其不着边际，高调张扬的“扩充为蛇山公园”、“纳入政府管辖”、“经费有着落”、“生活有保证”、“管理大改善”、“范围也扩大”即所谓“发展史上第一次飞跃”也都根本不存在，不过是作者痴人说梦，意识流的梦呓愿景和哄人的文字游戏。这样挖空心思编写的用意就在一点，让夏的山下乃园搭上石瑛这位元老名人提议的线，好风凭借力，从乃园一角跃上蛇山和抱冰堂、跃进市政府。然而线既缥缈，后续底气也显不足，毕竟没有任何事实迹象证明夏进市政府当过公务员，并管理建设过“连成一气”的蛇山。所举“总理孙中山纪念碑”早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就开工，拖拉到1928年10月10号完工，由首义同人捐资，与石瑛等人三十七次政务会议决议案（1928年11月）及市政府都无关，也仍然建在乃园内戏院旁，并未“跃”至山上。硬要当成在胡宗铎的“市政委员会的规划”下的“飞跃”、“发展”的“新建设”成果也扯不上。此一不实之词的夸张性足以使我们看到首义公园的历史被有心人扭曲得多么严重，还能相信这样的海派历史专家吗?

需要注重的是这一不实之词颇为专业和精细化，因而也更海 更大胆，堪称精典范本。不但一般大众被唬住，看不出真假，连搞辛亥历史的某些专业人士都被蒙了，跟着传抄宣讲，以为真有这么一个“以夏道南最早飞跃到蛇山上”为标志的首义公园的石、严“新变化期”。举例而言，编织者在编织与抱冰堂连成一气的历史的同时绝口既不提孙中山纪念碑是1925年开建于乃园，也不提1955年建大桥时迁于桥南坡荒地和1994年才再次迁于抱冰堂卢立群故居坡下方的迁移历史。如果提了，既然是1994年才搭上抱冰堂，当然与夏和乃园毫不相干，既不能算作1928年“连成一气”的依据，也不能当作1955年“转移”的证据。而这样绝口不提，就可巧加利用：不知该碑迁移历史的读者，当看见今日立在抱冰堂下，刻有“夏道南监造”文字的孙中山纪念碑时，要眼前的物证就有物证，要当年的历史有“连成一气”的历史说法，谁敢不信夏道南1928年在抱冰堂开园建碑，是开辟蛇山上首义公园的第一人的真实性呢？于是轻而易举将1932年真正开辟蛇山上和抱冰堂的卢立群撇开了，历史被精心编造，真是滴水不漏、天衣无缝。

石瑛其实是一个耿介、勤政的好官，学工程出身。1927年11月15日新桂系李宗仁部下的“湖北帮”胡宗铎、陶军率西征军攻入武汉，赶走唐生智，推行“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血腥统治。为标榜“鄂人治鄂”，1928年5月邀约张知本出任省政府主席，严重任民政厅长、石瑛任建设厅长，胡自任省政府委员兼直辖中央的武汉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掌军政实权。石瑛1928年6月曾提案：

“……兹拟先将抱冰堂及蛇山林场扩充为一，……”。这里指的是抱冰堂及其东边的蛇山林场，与乃园毫不搭界。

1928年9月，石又与严重会衔呈文：

“……拟由抱冰堂起至黄鹤楼止，划断分期修理……将圣庙及蛇山林场概行圈入，山麓改建竹篱，连成一气，扩充为蛇山公园。……”这里所言拟连成一气的四处是黄鹤楼、抱冰堂、蛇山林场、圣庙。乃园仍不在内，可见借石瑛说事者连石瑛的呈文也看错了。

石、严绕开乃园，是因为乃园是一个烫手山芋，石、严呈文中讲其面临两大阻力不好解决：

“……然应归省有抑归市有，一再磋商未经解决”。

“……惟查现在管理公园（指乃园小首义）者，乃辛亥首义伤军，全赖收入租金票资维持生活。如接受后仍由该伤军管理，则恐难收整理之效。若一律更张，该伤军等生计无着，殊感困难。对于该伤军自应先行另议安置，以资体恤。”

由此可见，在面临不好解决的阻力下，石、严、加上聂豫干脆全盘托出，由省三十七次政务会议决议案，拨归市，交大权在握的胡宗铎去办理，胡哪是关心民生建设之人，结果当然是一场空，一场公文旅行而已。这一时期各派势力忙于清共和争权，“忍看朋辈作新鬼，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局动荡和市政管理机构迭经变更，蛇山时而归省，时而归市，所以虽石瑛也难有作为。

1929年3月15日，南京蒋介石下令讨桂，蒋桂战争爆发，中央军进武汉，胡、陶失败下野。不久统一的武汉市重又一分为三：直辖中央的汉口特别市、汉阳县、省会武昌，蛇山随之划归省建设厅管。档案记：

“1929年5月湖北建设厅长肖萱，未见任何作为，1930年2月黄昌谷继任，1930年9月方达智接任，没有完整计划，1931年大水，所谓“整理武昌首义公园（指乃园小首义）扩充为蛇山公园”的提案和决议随之消失”。

如上事实正如卢俊文中所言：“早先湖北就有人提议将蛇山上和山下乃园打通，统一建成一座全民共享的大国家公园，但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无钱也无人主其事”，其言不虚。真正“连成一气”的艰难工作是1932年开始，由李书城、李范一先后任建设厅长，卢立群主持建设蛇山大首义公园的时期。

附带提一点奇怪现象，石、严视察乃园时称管理不善的是辛亥伤军，那么“园务主任”夏道南怎么杳无声息，不露面、不负责？凡是有好事或索赔要钱时，“园务主任”又从地下冒出来挂上大名，这个“园务主任”的身份似乎像地下工作者般神秘带选择性地存在，令人不解。

五、1932年后，管理仍无起色致使公园荒废了吗？

wgy531写到：“1932年，湖北省政府将蛇山全部辟为武昌公园，取消首义公园。武昌公园虽设有管理所，但管理仍无起色，致使公园荒废。1935年，武昌公园又改称首义公园（含整个蛇山范围）。……”

时间和名称的变动大体不差，所谓“管理仍无起色，致使公园荒废”则是信口开河，因为它与1932年蛇山上开始的大规模建设的事实恰好相悖。众所周知，彼时正是南京政府及湖北政局相对安定，所谓“十年黄金期”，30年代的省会武昌城区有过一次大规模近代化建设的机遇，包括蛇山上的大首义公园和筹建黄鹤楼，及其周边的环山环湖马路、武昌最早的自来水、省立图书馆等。尽管内忧外患，李范一、卢立群这样一批知识精英，满怀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为省会武昌的近代化建设作了开拓性和奠基者的工作。看史料中记载的部分蛇山上的工程：

“1932年，黄琼（丹初）建议修建武昌公园：武昌蛇山，形势天然，黄鹤楼及抱冰堂均为武昌名胜。现拟连成一气，包括首义公园（指乃园小首义），开辟为武昌公园”。此刻又提“现拟连成一气”，再次证明此前的1928年的“连成一气”并不存在。

“1933年省建设厅：本省会各项建设工程，近来日益发展，惟公园尚付缺如，查蛇山位居省会中心为古今名胜之地，富有天然景致，开辟公园是为相宜，惟地面宽大建设纷繁，一切设备不能同时并举，将分期分区各计划胪陈如后……”

“1933年省建设厅：武昌公园第一期计划，业已兴工，指日可成，第二期计划拟将园内各公共建筑物如：纯阳楼、奥略楼、张文襄公祠、鼓楼、抱膝亭、仙枣亭、禹碑亭等处，重新装修，以资点缀。第三期计划，即拟将园内划分区域，如：照相、休息、娱乐游戏各区、运动场、跑冰场、体育场、儿童游戏场……”

“1933年省建设厅：建筑武昌公园山头踏步及山上干路施工说明书”。

“1935年卢立群工作报告：去岁属处奉令计划全山道路，曾包括该园（指乃园），兹奉令切实整理”，

“1935年省建设厅：1933年第一期，黄鹤楼前踏步，黄兴铜像业已完成，应即进行辟筑环山马路，布置亭阁，整理园界工程”。

蛇山上公园建设如火如荼，虽还不够完善，显然已有起色，哪有“仍无起色，致使荒废”之事？

1935年，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省主席张群陪同蒋介石登蛇山参观新建设的大公园，走到抱膝亭古楼铜亭前驻足远望，留下照片。他们来是看建设景象还是看“荒废”呢？头脑正常的人都不难明白。不实之词有甚如此，不禁令人扼腕浩叹，首义公园的真史还剩多少？说白了就是既要隐去卢立群之名，又要抹去1932年蛇山建设之实，不容曝光而抢了乃园的独家风头。

1923夏道南参与建的乃园小首义公园与1932年卢立群建的蛇山大首义公园是两个各自独立建成的实体，构成首义公园发展的两个阶段，作用和贡献相辅相成，都应得到如实反映。乃园虽已不存在，但夏的辛亥人士和参与建乃园的历史贡献不会消失，何必要如此执着呢？还是还历史的真面目，给后代留下一个真实世界，让历史这片净土少些人工污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