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边疆省区(2)

　　2 在内蒙古的举措

　　清末新政期间，内蒙古进行了大规模放垦，其范围集中于内札萨克蒙古的6盟49旗，包括东部的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以及西部的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锡林郭勒盟，地跨今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

　　清末内蒙古草原的放垦，是这一地区土地所有权制度私有化的开始。在此之前，内蒙古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可依据土地所有权获得的途径，分为私有地、公共土地和直属皇家的土地。所谓私有地，包括蒙古贵族、士兵、平民、差役按照爵位、等级领受的不同面积的土地，人死后要上交盟旗重新分配，不能继承，土地仍属于公有范围。公共土地，指的是公共牧场，札萨克对于公有土地有管理权，公共土地一般没有明确的四至，各旗之间只依照山、河或者敖包等，划分一个大概的界限。此外，还有清廷划定的皇家园林或是专门服务于皇族的土地。放垦及土地私有化的同时，清朝政府也加快了在内蒙古地区设立县治的速度，清末放垦期间在内蒙古地区设置的府州县有30个，是整个内蒙古地区至清末为止设立的所有府州县的60%。

　　放垦和土地私有及农业开发，给内蒙古草原带来新的生产关系。耪青作为一种载体，在汉族的精耕细作技术传入内蒙古地区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它起源于华北，也称帮租，是一种分益雇佣制。由地主提供劳动力之外的一切生产费用，由佃农提供劳动力，在收获时，以一定比例分成，在华北地区佃农最多得三成。这种生产关系由汉族移民传入内蒙古地区后称作耪青，佃农与地主一般五五分成，副产物如秸秆等物归地主。这种耪青制度在新放垦的地区较为流行，因为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等到土地垦熟，人口增长，社会模式渐渐接近内地的汉族社会时，耪青关系就开始减少。这种生产关系，促进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融合和农业开发。

　　蒙汉交流也引起了蒙古族饮食结构、习惯和服饰的变化。放垦前，蒙古族人通常以食用畜产品为主，农产品为辅。放垦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产品在饮食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由于农业及商业的发展，茶和纸烟等一些原来只有贵族享用的商品，逐渐成为蒙古族大众的日常生活消费品，而烧锅一类的小作坊的出现，也为牧民饮用粮食酿酒提供了方便。棉布逐渐代替了原来的毡和皮，成为蒙古族的服饰原材料，原来的皮袄、皮靴渐渐被棉袄、棉袍、棉靴所替代。

　　放垦既是内蒙古地区新政的一部分，也有助于当地新政的推进。至清末止，绥远地区设立了大约48所中小学，它们的开办和运营费用，除了部分由王公捐助外，大部分是由学堂地的租银提供。筹备新军、警察及武备学堂的饷银、号衣、马匹、枪械等需要的巨额资金，多来自土地的放垦所得（耿晓明：《清末内蒙古垦荒论略》，《经济—社会史评论》第5辑，三联书店2010年版）。从长远观察，草原的大量放垦，对植被和生态环境不无破坏性，但就当时而言，放垦的实施，推进了内蒙古地区社会生活的近代化进程。

　　3 资金和人才匮乏

　　清末新政期间，边远省区的近代化逐渐起步，但原先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依然存在，并依旧制约着改革的推行和成效。其中，资金和人才严重匮乏仍是难题之一。1907年8月9日，芬兰人马达汉在乌鲁木齐参观一家官办军工厂，看到工厂处于停工状态，“机器上的标志是KNAPE，MAGDEBURG（马德堡）。听说机器开足马力时，每天的最高产量是500发子弹”。此时正打算重新开工，为此“在几个月前，工厂里已经从中国东部招募了一批新的工人”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1928年去新疆考察的馀炳昶在乌鲁木齐曾见到当地“有一造火柴机器”，自清末购来后一直“废置未用”（徐炳昶：《西游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1908年1月27日，联豫奏称：“藏中用款，既不能取之于番民，也不能不仰给于内省。现在举行新政，各省拮据皆同。即以近拨之二十万两，在部臣已属极力腾挪，在此间仍无异于车薪杯水，且不知何时始能汇藏”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1页）。同年8月16日，《重庆商会公报》曾载：“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近与政府诸公讨论西藏要政。张大臣以西藏边界，土番披猖，又有外人蹑足其后，大局不可不虑，亟宜速练精兵，添设藏营，以资防卫。余如兴办学堂，改良风俗，开采矿产，垦辟荒地，建筑铁路，安设电线各事，亦应次第举行。惟因中英藏约中，有窒碍之处，故须妥筹善法，变通办理。至于推广商埠，划建行省各事，亦应预为筹划，免致临时棘手等语。所论皆中窍要，各王大臣均极赞成，即按所陈各节，电致赵季帅酌核办理。”同年10月24日，《广益丛报》则称：“成都府来函云，赵季帅不日起程前赴西藏，心殊郁郁不乐，盖欲实施改革，既乏经费又乏人马，安克臻此”（《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有学者指出，西藏新政，百举待兴，练兵兴学，务农开矿，讲求实业，便利交通，添设官吏，整饬庶政等等，均需资金作后盾。尽管清廷一再强调西藏地方关系紧要，“著度支部妥速筹划议奏”、“速议筹拨”，但终因国库空虚，虽经设法周转，但于西藏仍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联豫深感“无米之炊，实难措手”。1910年起，西藏常年经费共50万两，由俄法款内截10万，英德款内截15万，其余25万则由四川省另筹接济，并谕藏事如有不敷，则由川督遵旨随时接济。但事实上，川督赵尔巽一再上奏，禀川省财政困难，库储奇绌，应付俱穷，度支部仍不予置理。川款无着落，原先的设想如修筑道路、讲求实业、开矿务农等事多只能停留在纸面上（黄维忠：《清季筹藏新政评述》，《中国藏学》1995年第1期）。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