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边疆省区

辛亥革命网 2015-06-11 13:39 来源:团结报 作者:戴鞍钢 查看:

清末新政期间,在一些较为开明、务实的官员主持下,久已沉寂的新疆、内蒙古、西藏和川边地区都有一些近代化措施的推行,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涉及较广泛的改革举措,在这些边疆省区还是首次。

  清末新政期间,在一些较为开明、务实的官员主持下,久已沉寂的新疆、内蒙古、西藏和川边地区都有一些近代化措施的推行,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涉及较广泛的改革举措,在这些边疆省区还是首次。

  1 新疆、西藏和川边地区

  清朝末年,担任新疆巡抚的联魁、伊犁将军的长庚,是满族官员中思想比较开明的人,对推行新政态度比较积极。联魁认为“遵筹西北全局,大旨不外置省、改官、开垦、兴学、练兵数端,应酌量缓急,择要施行”;长庚主张“一练兵,二畜牧,三商务,四工艺,五兴学”(《清德宗实录》卷591、卷563)。其中成效比较显著的是编练新军、兴办实业、开设学校和建咨议局。为推动实业兴办,在各地设立工艺局,创办工艺厂、劝工所、织造局、农林试验场等。长庚在伊犁创办了制革有限公司,原为官商合办,后来改为商办。经营者是维吾尔族商人玉山巴依,机器从德国购进,技师从德国和俄国招聘,有工人100余名,年产约1万张大皮。

  1904年,英国再次侵略西藏,一度占据拉萨。清廷大为震惊,在英军退兵后,即颁谕称西藏“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患预防。补救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以自固藩篱。前有旨令凤全移驻察木多,西宁办事大臣昨已简放延祉。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著凤全认真经理;北至青海界一带,著延祉认真经理。各将所属蒙番,设法安抚,并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清史编年》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并先后任命张荫棠、联豫、赵尔丰等人主持实施清末西藏及川边新政。

  1906年出任查办藏事大臣的张萌棠,举人出身,早年赴美曾任清政府驻美参赞和总领事职。继任的联豫,早年曾跟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对时局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在1907年2月10日《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折》中指出:“窃维西藏近日危险情形,早在圣明洞鉴之中。俄人觊觎于北,暗中诱之以利,英人窥伺于西,近且胁之以兵……奴才心实忧之,后患何堪设想。且西藏之地,南通云南,北连甘肃,东接四川,万一西藏不守,则甘肃、云南、四川俱属可危,而内外蒙古、长江一带亦俱可虑”(《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张荫棠等人建议,西藏新政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练兵、屯垦、通商、建学校,得到清廷的允准,认为“举凡练兵、兴学、务农、开矿、讲求实业、利便交通以及添置官吏、整饬庶政诸大端,均应及时规划,期于治理日益修明”(《清德宗实录》卷562、卷549、卷587)。西藏适宜畜牧业,张荫棠提出要鼓励畜养牛羊,发展畜牧业,并重视开发利用畜产品资源,在江孜设立了工艺局,招聘技师入藏传授技术。联豫上任后,开办了商品陈列所,陈列四川制造的各种产品,旨在“藉资观感,而工业或可渐臻发达”(《联豫驻藏奏稿》,第17~18页)。同时,他还选派藏民子弟到四川劝工局学习工艺。

  1910年初,达赖出逃印度后,清廷立即宣布革除其名号,继而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责成驻藏大臣联豫“悉心经营”。联豫奉命基本上按照行省建制的架构原则,对西藏地方官制进行改革,在西藏各地设置委员,并仿照内地各省督抚衙门章程,设立幕职分科办事,以专责成。这些举措使西藏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有了明显的内地化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驻藏大臣的主事权力。与此同时,清朝政府在川边藏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打通川藏之交通,并为川边藏区与四川省的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在川边藏族地区,清廷强调“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若于该两省边疆开办屯垦,广兴地利,选练新兵,足以固川滇之门户,即足以保西藏之藩篱,实为今日必不可缓之举”(《清史编年》第12卷,第421页)。1906年,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后,力行新政,实施改土归流,奏请屯垦、练兵、设官、兴学、通商、开矿、强调“振兴地方,首在提倡实业”,并重视改善交通,认为“商贾之流通恃乎此,垦务之发达恃乎此,地方之富庶更靡不恃乎此”(《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

  1908年,赵尔丰奏准兴建中渡雅砻江钢丝吊桥,指出“中渡地方为打箭炉通边藏要道,其地即所谓雅砻江也。江面宽至数十丈,水极漂急,每当盛涨,舟船不能迳渡,行旅转输饷械,尤为困难。臣前在关外督师,目击情形,以为非建桥不足以资利便,而非仿西法修筑钢桥,亦不能以期坚固。臣于护督任内,曾派员前往切实勘测,绘具详图,筹有端绪。臣到任后,即饬驻沪转运之员,向洋行商议,定造吊式钢桥一座,各洋行均以地处边远,不愿承办。且亦索价过昂,迭经磋商,乃与比商华法公司订立合同,现全桥钢料及工程师均已上路”。

  继而,赵尔丰又奏请兴建泸定钢丝吊桥,指出“中渡桥工已将完竣,查泸定桥尤关重要,因地通边藏之冲衢,而居内地行旅,往返转输饷械,繁盛于中渡。臣到任后,派员勘测绘图,此桥系据金川江,原以铁链造成,因桥身过长,行之簸动,而不能通过重大物件,往往被风吹断,修理困难。在当时拟修铁丝桥,较铁链桥灵便。至与比商定购吊式钢桥,较以前铁链桥坚固百倍。遂于月前与中渡建桥工程师盖利余爱尔订购一座,按照中渡桥样建筑”,待建成后,“由成都至康定一段通道无阻” (《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12页)。

  上述举措加强了内地与川边及西藏人员和物资的往来,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也为以后民国年间的西康建省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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