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的法律思想与实践(2)
辛亥革命网 2015-05-08 10:11 来源：团结报 作者：李学智 查看：
关于宋汉章案
宋汉章，浙江余姚人，中国近代杰出的金融家，中国银行奠基人之一。1908年，大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宋任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宋汉章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沪军都督陈其美命宋筹款，宋以中国银行系官商合股，个人不能作主而拒绝。中国银行地处租界之内，陈其美对宋汉章一时无可奈何。3月24日，宋汉章赴曹家渡小万柳堂赴宴，陈其美乘机将其逮捕关押，一时间上海群情哗然。
当时，唐绍仪内阁尚未组就，伍廷芳仍为司法总长，他在接到中国银行理监事会关于此事的来函后，立即致书陈其美，询问此事是否确实，宋汉章“是否由执事用命令拘获？”后中国银行监督吴鼎昌又致函伍廷芳诉说此事，并提出，如认为宋汉章有罪，应使原告人向司法官厅起诉， 方是正当办法，沪督此举“实为藐视司法，侵越权限。”伍廷芳将此函转致陈其美，并究问“宋汉章一案系何人告发？在何处法庭控诉？控诉手续是否完全？”并特别指出，现在共和确立，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已载入《临时约法》，“似不应有损害民权，违背约法之事”。对此，陈其美复函称，宋汉章被告发时，司法部尚在组建之始，军政府传宋到案，其抗不到案，不得已派员在租界外捕获，宋之经理为沪军政府所委任，本都督自有清查之权，宋有侵蚀国款，妨碍饷项之罪，本军政府自应将其捕拿，“所谓侵越司法者何在？”
接到陈其美的答复后，伍廷芳立即再此致函陈其美，对其所做的辩解进行批驳。伍廷芳指出，行政与司法之权限截然有别，不能以为有清查之权，即兼有捕获之权，二者“截然自为二事，万难强为混合”。伍要求陈其美将宋汉章交保出外候讯，而饬令原告速赴法庭依法起诉。
其后，陈其美又对伍廷芳的来函进行了辩驳。陈称，宋汉章为乘民军起事之机侵夺款项，“与平时寻常财产诉讼不同，自应作为军事上之裁判”，且宋之经理为沪军政府所委任，故本军政府受理此案，亦属职权上所应有。此时伍廷芳已卸去司法总长之职，但仍于4月5日复书陈其美，对其进行批驳。伍廷芳指出，仅凭并无证据之指控，即坐宋汉章侵吞款项之罪，迹近蹂躏民权，而失法律原则；再者，军事审判只适用于军人犯法，而不能“滥施之军队以外之普通人民”，宋为银行经理，所欲清查者为银行账目而非军队账目，故不得以宋曾受军政府委任为借口而行军事审判。
4月19日，陈其美复函伍廷芳称，由军政府逮捕宋汉章，为法律未完善国家的济变之策，是为对其账目进行清查而采取的不得已手段。伍廷芳于4月25日复函陈其美，重申了三权分立、行政与司法不可混淆的共和政治原则，并强调须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行事，“捕获权为法庭之特权，非法律所规定，及经法院之委托，无论何人，不能行使捕获之权”。在此之前，陈其美迫于各方压力，已于4月15日晚将宋汉章释放，伍廷芳与陈其美的往复争辩遂就此结束。
伍廷芳与陈其美围绕这两宗案件所进行的法律辩争，使我们看到了民国初年在司法审判领域中，新旧观念与行为之间矛盾、冲突的生动一幕。这场法律之争一时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时民国初建，政治局势仍处于动荡中的，革命党人仍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斗争，应该说，陈其美等人当时还缺乏心平气和，循规蹈距，完全按照民主共和国家法律原则行事的心态和客观环境。故陈的所作所为，事出有因，可以理解。
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坚守以法治国的理念，坚持依法行事的原则，强调要严格遵照法律规定审理案件，并对陈其美以军政干涉司法，以及越权滥捕行为进行了抵制、批驳和抗争，且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陈的行为。这代表了民国建立以后，人们要求摈弃传统的专制政治，以法治国，依法行事的社会倾向，则更应充分肯定。在中国由传统社会的人治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的进程中，伍廷芳的主张和抗争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民初这场法律之争，也让我们从中感受到近代中国从传统的人治向以法治国，依法行事转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