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与第三党的成立(2)
辛亥革命网 2015-01-22 10:31 来源：团结报 作者：谷小水 查看：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邓演达在多篇文献中均有阐述。如在批驳南京政府的反革命本质时，他就指责蒋介石等人对总理的三民主义断章取义，其实质不过是“一民主义”、“半民主义”，故必须坚决打倒，“实行整个的三民主义”。第三党的政治宣言对此问题的表述更为翔实具体，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不是“单一性的革命”，“不是先后继起的三个革命——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的历史的阶段合成的”，而是同时以“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本阶级”为对象的集三大革命于一体的“复杂性的一种革命”。为了与被反动势力窃据的三民主义划清界限，以正视听，第三党对三民主义的实现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
第三党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立“平民政权”。这个政权“掌握在平民群众手里”，“以工农为重心”，在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国民大会中，“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占60%”，“其他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占40%”。
对于如何取得政权，邓演达及第三党的阐述较为笼统且分散。其所设想的方式大体是唤醒并组织民众，以民众的职业组织如工会、农会及准职业组织如学生会、妇女组织、士兵组织为依托，造成强有力的力量，汰旧生新，推翻旧的专制政体，建立平民政权。而对于这一过程中的武装斗争问题，第三党政治宣言在专门的部分虽然没有明确言及，但揆诸相关论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为题中应有之义。在甫抵莫斯科应共产国际之邀所作的报告中，邓演达即对左派革命工作的缺陷有所反思，认识到必须加强革命武装力量的组织；而在政治宣言中谈到“政权的保持”问题时，主要阐述的也是人民武力的“造成”问题。
对于孙中山手订的国共合作，邓演达坚决拥护，认为“依照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说，目前共产党的工作应该同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工作并未有多大差别”，所以针对国民党“赤化”、“共产化”的攻击，他以共产党“国民党化”相辩驳。不过邓虽将共产党视作特定阶段内并肩奋斗的“同志”，但对共产党发动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手段及目标并不认同，特别是对国共关系破裂后共产党人在全国模仿俄国革命，全盘推行苏维埃革命的模式大加诟病，认为这种丧失民族主义地位的空想做法，使共产党“失坠了他领导中国革命——民族的革命——的资格和使命”。
邓演达对三民主义理论的坚守，对共产党人的明确批评，在当时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自然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共产国际同样反应冷淡，拒绝提供支持。
对于同样与蒋介石为敌的改组派，由于以汪精卫为首，在社会上颇具迷惑性，仍被一些人称作国民党内的“左派”。第三党政治宣言对改组派的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从改组派上部成分上说，它是一大群旧社会的统治者或半统治者的集团，他们只是因为偶然的一时的利益共同合作，只是各自寻找出路。所以它无从建立一个共同的纲领，它的政策忽左忽右……它无决心实现革命的主张。它只是反蒋而不反南京的统治，所以结果至多只是取蒋而代之，或去一蒋介石而产出多数蒋介石。
经历“七·一五”的背叛，邓演达慧眼如炬，认识到汪精卫不过是另一个“蒋介石”；蒋汪矛盾不过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这样的识见确非一般人所能企及。正如邓演达所见，“自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党内因意识形态引起的政治纠纷几乎很少见，各派系之间最大的矛盾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冲突，可以说无所谓‘左派’、‘右派’之纷争”。
以身殉志
组织与主张既定，第三党在邓演达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一面致力于地方组织的建立与健全，扩大宣传影响；一面通过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来分化和争取蒋介石所依靠的核心力量，积极寻找适当时机发动武装起义，接续中断已久的国民革命。第三党的活动从根基上动摇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统治。
1931年8月，由于叛徒告密，邓演达不幸被捕，11月底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虽然没有完成打倒蒋介石、创建新中国的宏愿，但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理想的坚持，对专制独裁统治的不屈抗争，对新中国理想蓝图的描摹，犹如倏忽而逝的彗星，瞬间耀亮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蒋氏集团黑暗统治下的中国，成为国人不断追求新中国理想的动力之一。
毛泽东把邓演达与中国古代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共产党员方志敏、瞿秋白以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国，不亦伟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