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与第三党的成立
辛亥革命网 2015-01-22 10:31 来源：团结报 作者：谷小水 查看：
1927年国民党反共清党后，国共纷争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面对骤变的政治形势，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开始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出路。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道路。中国国民党在组织和思想上也出现了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一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追随者与部分从中国共产党内游离出来的人员合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重揭国民革命的旗帜，以期三民主义在中国的实现。由于该组织既反对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背叛，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致力的共产革命，思想主张居于两者之外，故被称作“第三党”。其核心人物就是被毛泽东盛赞“以身殉志”的邓演达。
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忠实执行孙中山手订的国共合作与农工政策，对国民革命的狂飙突进发挥过重要作用。国民革命高潮时期，由于蒋介石私心自用，逐渐偏离既定革命轨道，邓演达曾进行过旗帜鲜明的斗争。“四·一二”事件发生，国民革命运动遭遇重挫，邓演达在痛感蒋介石由革命中坚蜕变为革命对象之余，一直不遗余力阻止武汉国民政府的变质，但最终无力回天，又不愿同流合污，只得孤身前往苏联。
在临行前致国民党同志的告别信中，邓演达告诫全党“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做去，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国民革命”；反之，“三民主义如果受了曲解，农工如果受了摧残，革命分子如果被摈斥，政治工作如果被威胁，则不独党的革命意义和权威消灭，而且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势必重蹈辛亥革命失败的覆辙。
为了挽救濒临绝境的国民党，邓演达与来到莫斯科的宋庆龄、陈友仁商定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复兴国民革命的领导机构。是年11月，三人联名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正式打出了“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号。《宣言》回顾了国民党内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史，痛斥当前窃据国民党旗号的南京与武汉已沦落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中国已进入了“新的黑暗反动时代”；组织“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目的即在于取消南京、武汉“伪党部”的职权，临时承担指导革命的责任，同时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保继续在“孙中山先生的精神领导底下，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得到最后的胜利——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
在宋庆龄、邓演达不甘屈服、力谋挽救国民革命的同时，国内的部分国民党左派及一些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的人士逐渐联合起来，团结在谭平山周围。他们认为，改组后作为多阶级政党的国民党已经没落，必须另组新党延续孙中山国民革命的理想，在此认识下，他们拾取孙中山曾用过的“中华革命党”作为号召与团结革命力量的旗帜。1928年春，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朱蕴山、季方、张申府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邓演达回国前，总负责人一职由谭平山暂代。为了与邓演达等人协调意见，中华革命党派出郑太朴前往德国，与邓演达取得了联系。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决定以中华革命党为基础组建新党。在讨论新党名称时，经过慎重考虑，多数人同意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新党名称。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举了作为领导机构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任该会总干事，并出版《革命行动》作为机关刊物。
力谋复兴国民革命
邓演达虽出身武人，但能读、能讲，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助，第三党的许多重要文献均出自他的手笔。从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梳理出邓演达与第三党对中国社会性质、阶级状况的分析，所诉诸的革命方式与目标，以及对新中国理想蓝图的描画。
邓演达等在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认真考察后认为：“中国现时的社会，在形式上固有异于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论，的确还离不了封建势力的支配。因此，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里，资产阶级受制于发展程度，基本不具备革命性；革命的中坚力量是“在政治上受着严重的压迫，在经济上受着惨酷的剥削，十二分的需要解放的争斗”的农工阶级，他们在中国人口中占据绝大多数，因此中国的革命出路只能是唤起广大农工阶级的国民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