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发生在90年前的辛亥革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研究和考察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总结历史经验，深入理解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无裨益的。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它既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同时也促成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空前高涨。这次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并且一举结束了支配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成立了东方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一中华民国。历来被看作“天的儿子”、“神的替身”的皇帝，居然被打倒了。“天地君亲师”的神圣牌位，被毫不容情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孙中山在制订《临时约法》时，庄严地写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一切，不能不在人们的思想上激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影响正如陈独秀在1918年写的《偶像破坏论》中所指出的：“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重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丁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既然君主这尊从来被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可以打倒，那么，其他种种迷信和偶像，不是同样也可以破坏和打倒吗？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解放。对于辛亥革命的这个历史功绩，亲身经历过这次革命的林伯渠曾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议论。他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但是，由于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在内外的种种压力下，被迫将政权交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代表袁世凯。轰轰烈烈的一场大革命，只是赶走了皇帝，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年代久远的、压在人民头上封建军阀官僚政治机构，除换个名称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辛亥革命，以实际上的失败而告终。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些活剧一幕接着一幕上演。中国的现状没有得到改善，国家的处境反而一天天坏下去。这一切，迫使许多爱国者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求新的出路。林伯渠在回顾自己当时的思想历程时指出：“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耍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发现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以上所述表明，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也正如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新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辛亥革命失败后，民主共和气氛逐渐被袁世凯摧残净尽。人们期望在革命后实现的国家独立富强、政治民主、社会安定的局面没有出现，人民生活的苦难较过去更严重了。在社会上，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礼教、旧风俗，仍然盛行，统治着人们的头脑。祭天、祀孑L照旧进行；纳妾、缠足的恶习，坐坛、扶乩等封建活动遍及城乡。“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面对这种情况，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的许多人陷于消沉、悲观以至绝望的境地。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暂时填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留下的空缺、站在当时历史潮流前列的，只能是一批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民主派。他们认真总结辛亥革命没有取得成功的教训，探求“在共和政体下，倍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的根本原因，掀起了旨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将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推进到比较彻底的地步的一场新文化运动。 

  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一般被称为启蒙运动。它的兴起以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从二卷一号起改名《新青年》）创办为标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高一涵、胡适、钱玄同、吴虞、刘半农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形成了一个新支化阵营。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传播，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仍然是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观点仍然是五四前期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新青年》同仁大都是接受这种思想。他们根据达尔文学说中发展的理论，热情歌颂青春之长存，大力催促青春中国之诞生，起到了各种不同的进步作用。《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德先生”(Domocracy)和“赛先生”( Science)开路，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巩固共和制度，实现辛亥革命没有达到的目标是当时启蒙思想家们的共同理想。而要巩固共和制度，关键在于大多数国民的自觉，特别是青年自觉，这是当时启蒙思想家们的又一共同看法，也是他们在认识上比辛亥革命时期前进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为此，陈独秀以人权说作武器，主张仿效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中国的共和。他说：“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并激励青年为民主、共和“急起直追，至死乃止。”李大钊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号召青年奋起，“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鼓励青年为了追求直理与社会的进步，要“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素缚现在活泼地之我”，要勇往直前，“断头流血以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