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辛亥革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学解读(3)

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其本身所蕴涵着的政治学意义远远超出了其成败得失的现实影响。在辛亥革命酝酿、发生的过程当中，公民社会产生、发展的历史演进及其与国家的矛盾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生动而又典型的分析案例。

    一、公民社会理论   

公民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理论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围绕着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控制权方面的各力量的变化，作为解释各种政治转型问题的主要依据。市民社会理论模式的形成与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对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及公民社会各领域认识程度的差异，公民社会的确切含义一直处于变异状态。直到19世纪，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公民社会作了最详尽的论述。马克思在总结黑格尔对公民社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和规律，使公民社会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马克思公民社会理论中，公民社会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公民社会构成国家、宗教、哲学的基础，宗教意识形态的变迁应从公民社会中获得解释。第二，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种力量。公民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地与政治国家相抗争、相平衡的历史。第三。公民社会是指对应于政治国家的私人活动领域。“尤其是指私人的物质交换关系”。Lll(P6)第四。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制衡使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第五。公民社会理论具有普遍的实际意义和广泛的应用价值。  

 政治转型研究中的公民社会理论模式是在公民社会理论复兴的背景下形成的，在这种理论中“国家”的重要性被重新引入并加以强调。认为“能够促迸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的自主性和能力，因为在实施国家计划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能对发展过程加以控制”o纠。但因国家的自主性和能力的不同，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也就千差万别。大致说来有以下四种：第一。强国家、弱社会。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明显支配着社会，包括拉丁美洲和东亚的官僚权威主义国家；第二，强国家、强社会。在这种模式中，国家与社会要么处于持续的冲突和对抗中，要么处于良性互动状态；第三，弱国家、强社会。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很弱，但却面对着与国家同样强大或比国家更强的社会；第四，食利国家。如中东石油国家。    正是由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这些不同的关系模式。直接影响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从而影响了各国政治转型的具体进程。在公民社会理论看来。当代政治转型的发生和发展都是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持续分化，新兴社会阶层的兴起和公民社会不断成长壮大的结果，都是面对着日益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冲击和挑战时被迫让步和妥协的结果。正是由于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同。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模式不同，具体的政治转型的进程也就不同。

二、国家与社会矛盾演变  

 19世纪初期，当大清帝国还沐浴在封建主义的绵绵余辉中的时候，英、法两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已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资本的集中和企业结构的调整为他们积极的海外扩张准备了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殖民瓜分狂潮，使中国这个古老而又文明、市场广大而又落后的国家自然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可能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开始侵略的国家。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一词源自英文‘‘Civil Society'’又被译为“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有的汉学家力图通过历史研究法和实地调查的方法来证明晚清帝国以来以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出现和存在着市民社会，也有诸多专家学者对此持否定意见”。因此笔者以“就最低限度的含义来说。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市民社会便存在了”。来理解“市民社会’。开始萌芽和发展。清王朝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危机的不断加深，促进地主阶级改革派致力于研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师夷长技以制夷”，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自己开办现代化实业的先河。虽然“达是一场非现代化主体在无现代化环境准备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场局部现代化运动’，并因此而注定了它的悲剧式命运，但作为中国现代化在黑暗中探索的第一步，其最积极的作用在于“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闱，并且正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了促使清政府不断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国人痛感变法的必要，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清政府为偿还巨额赔款和维护自身统治。不得不表示力行新政。鼓励民间设厂制造’,却但由于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极其顽固，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变法失败。改良的挫折使革命的火焰更为旺盛，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于1894年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组织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并创办刊物，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极大地动摇着清政府的统治。20世纪初期，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深，“清王朝在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经济等方面都陷入了困境，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变革的呼声，又日趋高涨，最高统治阶级终于认识到传统的那套统治方式已无法维持下去，必须改弦更张……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国于是从1901年至1905年。清政府实施新政内容达30余项，新政的经济政策放松了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压制，促使更多的地主、官僚和商人投资于现代企业，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由于日俄战争，也使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就使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国际环境相应地变的较为宽松。从而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宪政的思想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民族资产阶级鉴于自身力量地增强，对没有实际保障的表面权力日益不满，要求清政府开放政治，日俄战争后呼声更高。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时，穷途末路之际，不得已借“预备立宪’之名，颁《钦定宪法大纲》之典，妄图通过改制，用法律的形式加强封建统治。“皇族内阁”的成立，最终宣告了立宪运动的破产。而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和保皇派进行了论战。加大了革命宣传和影响，而且还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如萍浏醴起义，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正如孙中山评价说：“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振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截而武昌之革命己成。”[8J(P1 054)而完全变成了洋人朝廷的清政府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来换得自己的苟延残喘，随着保护风潮的掀起相抵制美货运动的高涨，清王朝的总危机爆发了，终于，革命派登高一呼，封建王朝便土崩瓦解，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在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斗争中，社会最终否定了国家。 

  三、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  

 辛亥革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下，是中国近代史上国家与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不论它的成功或失败都注定是我们认知和探索道路上的宝贵财富。辛亥革命虽然过去将近一百年了，但它所折射出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学意义却依旧闪闪发光。 

  至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二者是处于非平衡而且缺乏沟通的、僵硬的关系模式上的。这种关系模式不但决定了二者之间矛盾的存在而且决定了矛盾的解决是以不断激烈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它不但会严重影响国家的安全、稳定。而且也会阻碍和迟滞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因此，这种关系的国家和社会是动荡不安的、落后的、不安全的和多灾多难的。根据公民社会理论。在这种不平衡的模式下，有两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形式：一种是强国家、弱社会型的，如拉丁美洲和东亚的权威主义国家。在这种国家中。国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社会则被严格的束缚和控制起来。呈现出分散的、落后的和被奴役的状态，从而这种国家的发展不是建立在通过社会的发展而是通过对社会的绝对攫取来发展的，通过对社会的绝对削弱而求得自身的存在的。如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因此，这就决定了这样的强国家的“强”是相对的、是衬托出来的、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和非发展型的。在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里，强势的政治不断地吸噬着社会的有限资源，加重着社会的负担，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推向危机的边缘，从而动摇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因而，在这种模式下的国家要想避免危机，统治者就应善用国家强势的政治资源，逐步推行自上而下的变革，发展公民社会，增强社会基础，变政治资源为社会资源，增加其自主权力和合法性。反之，如果国家不能顺应时势主动变革，就最终必然会在公民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当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弱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时，国家内部必然会危机四伏，矛盾重重，国家根本无法主导社会发展。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而要求开放政治进行变革，而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诸侯割据”。变乱纷呈、复辟旧制而阻挠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这两种惰况的综合恰恰就是清末民初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矛盾所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障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统治者就必须建立尽可能广大的同盟军以扩大国家的社会基础，同时必须逐步推行更加民主和自由的政治体制改革，吸纳新兴社会力量以增强其自主权力和合法性。否则，政治转型就缺乏基础和动力，而即便开始转型。也不可能得到持续和巩固。  

 由此可见，在国家和社会关系条件下，国家为确保其自身的强大，必须积极培育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现代就是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壮大。同时推进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立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使国家的政治资源能顺畅的为社会所用，转化为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能顺畅的为国家所用，转化为政治资源，国家与社会才会呈现出动态的、稳定的、良性的、互利的发展态势，才能避免转型的失败和震荡、才能渐趋达到一种避免了不平衡发展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式——强国家和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