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 政 与 革 命(3)

 然而，令立宪派始料不及的是，清廷只是以立宪维系其统治，根本不可能容许影响其皇权专制，于是在1911年5月（辛亥四月）上演了一场皇族内阁丑剧，其垄断权力的意图暴露无疑。当时，各省咨议局代表正在兴高采烈地酝酿成立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的宪友会，这一消息立刻激起了他们的愤慨，湖北咨议局又冲在了斗争的最前列。张国溶立即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名义起草了<咨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他与汤化龙一起率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同仁多次呈文请都察院代奏，甚至“匐匍都门、积诚罄哀”，力言皇族与内阁在宪政上势不两立的道理。然而，清廷对此一概坚拒，严令请愿代表“即日归散”，汤化龙、张国溶等在无奈中“郁郁归鄂”。立宪派们尤其是湖北咨议局的议员们于心不甘，辛亥五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湖北咨议局的促进下在京举行第二次会议，湖北咨议局派汤化龙、胡瑞霖等赴京，汤在赴京时下了最大的决心以争取形势好转，因此在他“自鄂入京，发汉口时，送行者达万人”，汤“演说至愤激，誓不获所求不止”，可见立宪派对此寄予了莫大希望。在京举行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上，汤化龙和胡瑞霖推倒皇族内阁的主张成为全会的共识和纲领，胡还提出了具体步骤，获得了一致赞成和通过[S](PS -9’。在汤、胡率领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向清廷递交了最后建言，然而却遭清廷拒绝。立宪派的梦想由此破灭，以汤化龙为代表的湖北咨议局议员们尤为悲愤，由绝望向革命方向转变，已隐然成为革命党人的同盟，他们设法保护被鄂督瑞徵查封的由革命党入主办的《大江报》就是这种转变的例证。    湖北咨议局是真心希望实现君主立宪政体的，并为此而成为国会请愿和推翻皇族内阁的先锋。以汤化龙为代表的议员们奔走呼号，然而却以惨败收场。可以说、从时r级属性、价值观念、性格兴趣、现实利益等各个方面，汤化龙他们本来都是与革命无缘的，他们推动立宪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革命的恐惧和消弭革命的动机，他们诶以为为清廷会真心推行君主立宪，这种反差必然会导致最终的失败。因此，议员们一旦识破清廷的真相，无奈之中只能转向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廷和立宪派都反对革命，一个为维护皇权专制而假戏假唱，一个为制度更新却要真戏真唱，双方同床异梦，立宪派的坚决顽强迫使清廷撕破假面具，最终加速引发了革命烈火。 

  三、湖北咨议局与湖北铁路风潮  

 在领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同时，湖北咨议局也领导着湖北铁路风潮，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取消清廷借外债修筑粤汉、川汉两铁路的政策，夺回铁路的修筑权。咨议局成立后不久，清廷便宣布将筹借外债来修筑粤汉、川汉两条铁路。川、鄂、湘、粤四省绅民均表反对，纷纷要求铁路商办，湖北咨议局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次风潮。当时湖北咨议局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铁路协会，从政府手中争回筑路权。恰逢此时，湖北留日学生出于爱国激情公推张伯烈、夏道南回鄂运动各团体争回路权自办。这与咨协局的意图不谋而合，诸议员于张、夏抵达武昌的当晚就在咨议局召开特别欢迎大会。在会上，人人畅所欲言，爱国激情溢于言表，争相献计献策。议员刘赓藻倡议“各议员将所得薪金以九五助捐， 即在办事处扣提，以作组织铁路协会经费”，并请张、夏两们代表草拟铁路伽会章程，以便联合武汉一切团体，合力坚拒。这种勇当中流砥柱并且操作性强的主张当即获得通过，并由议长“推举刘赓藻、张国溶、夏寿康、汤化龙、魏寅宾等10人为铁路协会会员”。张国溶、吕逵先两议员还自愿担负起联合各团体的重任，并推举议员万昭度、金式度介绍张、夏两代表前往各团体作联合动员。并经全体议员决定，准备即刻电告清廷要求铁路商办[10]。在咨议局推动下，筹备铁路协会和联合各团体的工作都进展顺利。同时，咨议局的义举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外地任官的鄂籍人士纷纷电函湖北咨议局表示全力支持，而省绅也联名函呈咨议局，“皆以拒借归商办为唯一主义”（《趣报》1909年10月2、4、5日）。在大好形势下，1909年11月5日，湖北咨议局全力筹备的湖北铁路协会正式成立。同年1 1月中旬铁路协会进行职员选举，前广西藩司刘心源当选为正会长，咨议局议员张国溶、万昭度、刘赓藻等多人也被推举担任要职，资议员议员们由此成为湖北铁路协会的中心和骨干洛议局成了湖北铁路风潮的急先锋和坚强有力的组织者。  

 湖北铁路协会的唯一宗旨是夺回路权，为此而联合绅学两界于1909年11月12日在教育会召开联席会议，共商夺回路权大计。经过强到讨论，一致认为拒债“重在筹款”，并拟定了分派筹款数额。为发动筹款，咨议局带头，议长吴庆焘代表全体议员承担筹款100万元的任务。在咨议局带动下，各地议员和代表随后纷纷认股，合计口头认款500余万元，分5年交齐（见《东方杂志》第6卷第12期、第7卷第8期）。鉴于所需经费巨大，需要扩大筹款规模。于是，铁路协会于1 1月14日在汉口四官殿召开有3000人参加的特别大会，盛况空前。由于咨议局的宣传鼓动和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与会者一致认为，“借款约之废与不废，全视鄂人筹款之力与不力”。会议顺利确定了“拒债筹款”的办法，由各界代表具名报款。在筹款活动中，咨议局又带头筹款，汤化龙代表咨议局表示愿承担300万元筹款任务，以为“全省之先导”。在咨议局的组织和带动下，筹款步入高潮。1909年1 1月25日，铁路协会“又在四官殿开商办铁路会议，商界到者千人”，“是日认股五十万谱”。绅商学军各界，此时也争想开会筹款。为使筹款工作井然有序，咨议局接连三次集会，讨论通过了“按收租谷五十石勒认一股”的办法‘。同时，湖北咨议局决定即刻派代表晋京请愿，阻止清廷借外债修路酌政策。1909年底，湖北咨议局通过铁路协会选出了晋京代表，这些代表在千作闪的欢送下启程北上，向清廷申诉铁路商办的主张。在晋京代表的哀求及湖北各界的强烈要求下，清廷迫于强大压力而让步，邮传部于1910年3月批准湖北设立铁路公司，招股商办铁路。至此，湖北咨议局领导的湖北铁路风潮取得了初步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