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抗日战争前夕，“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社会的时代最强音，各种外交问题，主要围绕“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其衍发的各种事件而进行。“废约运动”则成为一场全民运动，对民国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废约运动与南北政局

　　在废约运动最为高涨之际，中国一直存在南北对峙的两个政府，即北京政府和南方国民革命政府。

　　在举国弥漫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呼吁中，北京政府成效不甚显著的修约政策无形中影响了其自身威信。北京政府内部希望通过“修订”的方式达到最终废约的目的，同时，也希望通过“修约”平息民众的不满，以期在废约问题上有所作为，并缓和局势。如关税会议的召开，与国民党所领导的北伐恰好同时。南方政府势力的发展，又制约了北京政府的修约步伐。修约成效的局限性，一方面为南方国民政府提供了反对北京政府和各派军阀的理由，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普遍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其缓进的做法却逐渐失却人心，民众的政治重心纷纷倒向国民政府。

　　南方政府的废约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广州国民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旗帜下，反复强调“要废约反帝，必须打倒军阀”和“要打倒军阀，必须废约反帝”，从而顺理成章地发动国民革命。

　　在北京政府展开修约外交攻势之际，在全国民众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呼声最高之时，国民政府通过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废约相号召，先后向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进军，在北伐中得到各方舆论及国民实际行动的支持，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的修约和废约举措迫使列强调整对华政策，从而改变了国民政府的国际境遇。如中日交涉修约问题时，日本扬言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国，“如欲讨议各项根本问题，非有南方代表参加不可”。这固然是日本拒绝修约的挡箭牌，但却为南方国民政府跻身国家外交事务提供了机会。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局与远东局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自从北京政府宣布废除中比条约后，日本不再主张奉系张作霖势力冒险向南发展，英国则既忌讳南方的胜利，又不得不采取联络实力大增的南方的新政策——因为，帝国主义者认为，既然北方也废除不平等条约，那么就与南方政府无异，故而“帝国主义者并不感觉南赤格外可怕”。〔1〕在这种情况下，列强开始主动与国民政府联系，讨论对国民政府的承认等问题，无形中提升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

　　二、废约运动与政党政治

　　风起云涌的废约运动是一场由不同党派、不同群体，由精英与大众所共同发动的政治运动，对政党政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共两党将其合作进行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胡适曾说：“国民党、共产党及国家主义党，均为中国青年学生所提倡，然打倒军阀及解除外人之压迫，实为以上三党之共同宗旨。”〔2〕

　　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但注重各种形式的铺天盖地的宣传，而且更注重在实际斗争中发挥民众的力量，凝聚人心，从而在复杂的政党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与北京政府的修约政策相对应，“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国共两党政纲中的共同点，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步伐。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将废除不平等条约纳入国民革命的范畴，引导民众反对现行北京政府，积极支持革命。

　　国民党在处理对内反对军阀与对外废约反帝的步骤上，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或是强调安内必先排外，即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去除军阀之害；或是在唤起民众广泛的废约要求后，又强调打倒军阀是废约反帝的前提条件。国民党的废约宣传，成为北伐的一面重要旗帜，获得了广大民众对北伐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一再强调“改订新约运动”的最终目的仍是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向国民宣传“国民政府所领导之国民革命，其根本目的不在破坏而在建设一个现代国家”，而“改订新约”正是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步骤。在军事政治外交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国民党的地位逐渐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如，对1928年的关税会议重开问题，大多数人都支持国民政府，表示不能容许北京政府作为“一个对等的第三方”加入会议。这说明在南北军事没有完全分出胜负的时候，国民党的威信已远在北京政府之上。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着手将废约反帝纳入革命的范畴，将废除不平等条约逐步纳入革命纲领，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重要革命议题。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于1925年6月5日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即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揭露列强与军阀间依不平等条约而存在的政治关系，揭露北京政府和军阀在处理中外不平等条约问题上的软弱，号召民众支持废约反帝的国民革命，为号召民众反对军阀提供了必要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