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2)

　　中共把这年7月定为“选举宣传月”。中共以防选举脱离事先预设的轨道，不断对普选发出各种指示和指令。在给地方党组织发出的指示中，要求地方党在选举中做到以下几点：“（1）全民至少是最大多数参加选举，大大提高群众对自己民主政权的认识；（2）要在选举运动中把群众所信仰的坚决抗日的同志选举到政府中去，来转变各级政府的工作；（3）要在选举运动中安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建设工作的基础”。为此，要求从基层到省委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支部召集党员大会，以便在群众中造成“热烈的民主选举热潮”，吸引他们到选举运动中来。党还制定了选举中的具体程序：成立选举委员会，进行选民登记，制定选举纲领，提出候选人名单，向选民作政府工作报告，提案等。选举过程中建立报告制度，“乡、区五天向上级报告一次；县、省一天向上级报告一次。上级必须随时给下级以具体指示”。为了有效地宣传和进行选举，“党必须派得力干部到各级选举委员会去”，“号召选民来选举共产党所提出的候选人”。中共还举办了一个训练班，培训了100名能够组织、领导选举运动的干部。这些经过培训的干部被分散到边区的乡村，深入到居民的家中和田间地头，进行宣传和鼓动活动，动员民众积极地参加到选举中来。为了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成立了选举委员会，一般不同级别的选举委员会人数有所不同，乡级选举委员会由3—5人组成，区级选举委员会由5—7人组成，县级选举委员会由7—9人组成，边区选举委员会由9—11人组成；除边区选举委员会外，其他选举委员会隶属于上级，如乡级隶属于区级，区级隶属于县级。通过周密的部署和动员，边区的选举进行的很顺利，是年11月底，普选全部结束。并决定1938年1月召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

　　选举中并非完全按照选举条例进行，许多地方地主、豪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到了质疑。如延安县选举开始时，“个别同志死不赞成地主有选举权”；延县中区四乡的选举中，有选民提一个地主当乡长，因为这个地主识文断字，但最终落选，原因是大多数群众认为地主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在延安北区，地主的小团体为了自身的利益组织过几次竞选活动，“他们的活动都没有成功，因为人民群众反对”。透过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在乡选会议上，地主、绅士所表达的不同意见往往被看做是对选举的破坏，苏维埃时期民众的思维惯性在选举中仍有所表达，大部分县乡选举中地主的“被选举权”遭遇到民众和地方基层党组织的质疑与排斥。

　　关键词：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

　　1937年11月第一次普选举结束后，原定于次年1月召开陕甘宁边区议会。但是，一方面，抗战爆发后，一些选出的参议员先后离开边区，奔赴抗战前线，参议会议员不符合法定人数；一方面，1938年日军企图越过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河防吃紧，使边区参议会召开的时间一再延期。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决定在当年11月15日在延安召开第一届参议会。为此，组建了以曹力如为主任的筹备委员会；组建了以高岗为主任的地方单行法起草委员会，起草选举、土地、劳动、婚姻等条例。由于1937年的选举结束已有9个月，“其中因参加前方抗战，事实上不能到会者有之；因他种原因流动或出缺而不能到会者有之。若依原有议员召集会议，诚恐到会者不足法定人数”。为了符合召开参议会的法定人数，边区决定1938年10月10—15日进行复选。在此期间，边区各地进行了复选。10月15日各地复选先后结束，各地共选出边区参议员197名，同时边区政府聘请参议员12名。这次复选后，第一届参议会又未能如期召开。11月30日，陕甘宁边区宣布将议会改名为参议会的同时，宣布1939年1月15日召开第一届参议会。

　　1939年1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参加会议的参议员有146名（其中选出的参议员136名，经边区政府聘请的议员10人），参加开幕式的有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讲，他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次日下午，毛泽东又在参议会会议上做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

　　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做工作报告，主要阐明了陕甘宁边区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向参议员报告了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在动员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民主制度的实施、经济建设、财政政策、国防教育、司法工作、少数民族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指出了在统一战线、经济建设、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不足；提出了边区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林伯渠指出：“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他在报告结束语中号召边区全体人民“坚持抗战，坚持拥护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大会对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讨论中，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及政府各部门做了补充讲话，回答了参议员提出的质询。经过认真讨论，参议会最后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认为边区政府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遵循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抗战的国策和意志，实施了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肯定了边区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抗战动员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并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坚持团结，坚持抗战，遵照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原则，遵照陕甘宁边区战时施政纲领，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后战胜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共和国。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是这次参议会讨论并通过的最重要的文献。该纲领开篇就指出：“陕甘宁边区……本着拥护团结，坚持抗战，争取最后战胜日寇的方针，本着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环境与条件，特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作为边区一切工作之准绳”。该纲领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内容包含民族、民主和民生主义三大板块。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民主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原则；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讯自由。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边区居民在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利益，发展农业、工业，奖励私人投资，废除苛捐杂税，改善民生。由此看出，这是一个以三民主义为指针，贯彻三民主义的施政纲领。

　　参议会通过了12件重要提案，即“拥护蒋委员长讨伐汪逆精卫案”、“根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案”、“统一抗战动员案”、“发展国防经济建设案”、“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整边区各级政府与邻接友区之关系，精诚团结，克服困难，争取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最后胜利案”、“发展国防教育，提高大众文化，加强抗战力量案”、“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案”、“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培养地方新闻干部发展边区新闻事业，普遍新闻发行网读者网，提高新闻效能，以扩大和加强建国宣传工作案”、“建立边区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案”、“奖励抗战建国有功干部案”。抗战建国是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提案的核心内容。

　　选举是第一届参议会的主要内容。大会第一天，就以民主选举的方式进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选举，高岗当选为第一届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王观澜、高述先为陕甘宁边区常驻参议会议员。大会最后一天，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林伯渠、高自立、曹力如、雷经天、刘景范、王世泰、周扬（以上7人为常务委员）、周兴、阎红彦、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相、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选举雷经天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曹力如为边区政府秘书长。这次选举中，不论是边区参议会成员，还是政府主席和委员都是中共党员，与中共所倡导的统一战线政权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问题在实行“三三制”政权之后有所改善。

　　1939年初：不协调的音符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的时候，国民党正在重庆召开一次重要会议。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这是一次影响国共两党关系走向的会议。如果对这两个会议进行比较，相同之处在于都把三民主义、抗战建国当做主要议题；不同之处在于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没有反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声音，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党务报告决议案，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颁布了一系列秘密反共文件。

　　2月4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闭幕时，毛泽东第三次发表讲话。他一改开幕式演讲时温和的口吻，严厉地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反共方针和“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言论。他说：“一个主义”论者，现在不对，过去也是不对。过去皇帝时代尚有几种信仰，现在“民国”时代反而没有，那简直是放屁。至于“一个党”，也是不对。有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当然有各党各派。过去有人唱一个歌，叫“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对。所以“一个主义”、“一个党”这种话就应该取消，如果他再要讲，我们就要驳他。讲到溶化，应当溶化的是那些顽固分子，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溶化的！（《毛泽东在延安纪事》，第94页）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当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而国民党方面却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和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等政策，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裂痕由此开始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