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转型_辛亥革命历史命运的政治学分析

    20世纪初发生于中国的辛亥革命，其本身所蕴涵着的政治学意义远远超出了其成败得失的现实影响。它虽然胜利了，结果又失败了，但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市民社会产生、发展的矛盾冲突，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过渡转型的矛盾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而又完整的发展与转型的分析案例。

一、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理论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在围绕着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控制权方面的各力量的变化，作为解释各种政治转型问题的主要依据。市民社会理论模式的形成与市民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及市民社会各领域认识程度的差异，市民社会的确切含义一直处于变异状态，直到19世纪，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市民社会作了最详尽的论述。马克思在总结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和规律，使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构成国家、宗教、哲学的基础，宗教意识形态的变迁应从市民社会中获得解释，而不是相反。第二，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种力量。市民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地与政治国家相抗争、相平衡的历史。第三、市民社会是指对应于政治国家的私人活动领域，“尤其是指私人的物质交换关系。”第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制衡使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第五、市民社会理论虽然是在讨论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时提出来的，但是，这一理论具有普遍的实际意义和广泛的应用价值。

    政治转型研究中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式是在市民社会理论复兴的背景下形成的。在这种理论中“国家”的重要性被重新引入并加以强调。认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的自主性和能力，因为在实施国家计划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能对发展过程加以控制”。但因国家的自主性和能力的不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也就千差万别，大致说来有以下四种：第一、强国家、弱社会。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明显支配着社会，包括拉丁美洲和东亚的官僚权威主义国家；第二、强国家、强社会。在这种模式中，国家与社会要么处于持续的冲突和对抗中，要么处于良性互动状态；第三、弱国家、强社会。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很弱，但却面对着与国家同样强大或比国家更强的社会；第四、食利国家。如中东石油国家。

    正是由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这些不同的关系模式，直接影响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市民社会的发展程度，从而影响了各国政治转型的具体进程。在市民社会理论看来，当代政治转型的发生和发展都是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持续分化，新兴社会阶层的兴起和市民社会不断成长壮大的结果，都是面对着日益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冲击和挑战时被迫让步和妥协的结果。正是由于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模式不同，具体的政治转型的进程也就不同。

二、辛亥革命——转型的革命

    （一）革命胜利  转型成功

    19世纪初叶，当大清帝国还沐浴在封建主义的绵绵余辉中的时候，英、法两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已为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资本的集中和企业结构的调整为他们积极的海外扩张准备了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殖民瓜分狂潮，使中国这个古老而又文明、市场广大而又落后的国家自然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可能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开始侵略的国家。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王朝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危机的不断加深，促进地主阶级改革派致力于研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师夷长技以制夷”，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了中国自己开办现代化实业的先河。虽然“这是一场非现代化主体在无现代化环境准备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场局部现代化运动”，并因此而注定了它的悲剧式命运，但作为中国现代化在黑暗中探索的第一步，其最积极的作用在于“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正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了促使清政府不断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国人痛感变法的必要，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清政府为偿还巨额赔款和维护自身统治，不得不表示力行新政，鼓励民间设厂制造。”但由于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极其顽固，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变法失败。改良的挫折使革命的火焰更为旺盛。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于1894年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组织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并创办刊物，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极大地动摇着清政府的统治。20世纪初期，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深，“清王朝在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经济等方面都陷入了困境，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变革的呼声，又日趋高涨，最高统治阶级终于认识到传统的那套统治方式已无法维持下去，必须改弦更张……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是从1901年至1905年，清政府实施新政内容达30余项，新政的经济政策放松了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压制，促使更多的地主、官僚和商人投资于现代企业，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由于日俄战争，也使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就使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的国际环境相应的变的较为宽松。从而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宪政的思想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民族资产阶级鉴于自身力量的增强，对没有实际保障的表面权力日益不满，要求清政府开放政治。日俄战争后呼声更高。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时，穷途末路之际，不得已借“预备立宪”之名，颁《钦定宪法大纲》之典，妄图通过改制，用法律的形式加强封建统治。“皇族内阁”的成立，最终宣告了立宪运动的破产。而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和保皇派进行了论战，加大了革命宣传和影响，而且还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如萍浏醴起义，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正如孙中山评价说：“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振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截而武昌之革命已成。”而完全变成了洋人朝廷的清政府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来换得自己的苟延残喘，随着保路风潮的掀起和抵制美货运动的高涨，清王朝的总危机爆发了，终于革命派登高一呼，封建王朝便土崩瓦解，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民主共和国诞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经过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之后终于推翻了封建统治，可以说，这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社会转型的成功尝试。   

（二）共和国夭折  转型失败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弱小，革命胜利后对农民的抛弃，以及帝国主义的敌视、干涉和破坏，革命胜利后不久，民主共和的成果便被封建势力所窃取。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和国夭折了、转型失败了，究其原因是因为：

    第一、资产阶级自身力量的弱小。民族资产阶级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兴起而产生的。虽然在辛亥革命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已开始形成，但在同一时期与封建经济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营的企业相比，仍是极其弱小的。如在1905年至1913年间，在棉纱、面粉等十个行业中，民族资本在人数上仅占13.8%，而官僚资本和买办则占86.2%，不但如此，其自身的发展仍然构成对外国资本的严重依赖。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所具有的软弱性、妥协性也就决定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其发展的艰难曲折过程。

    第二、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国家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在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无疑将会极大地促进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增强本国的自主权力和能力。而这恰恰与列强在华的根本利益相抵触。于是，帝国主义便动用他们的国家机器来破坏中国资产阶级新生的政治外壳，扶持和利用中国的封建势力，继续造成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二元结构，迟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英国的濮兰德曾这样写到：“不列颠在中国有两种利益，一种是国民的利益，它在于保护并扩展我国的商业；另一种是帝国的利益，它在于维护现状我国在亚洲的强国地位。为了促进这两种利益，关键问题是在北京维护一个强力而又集中的（封建）政府。”帝国主义决心勾结和利用封建势力干涉革命运动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前后，帝国主义一直极尽一切可鄙的手段来干涉和破坏辛亥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行为，也恰恰就是封建势力复辟的历史前提。

    第三、分裂革命阵线、削弱政权基础。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国面对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成的强大的反动联盟，其自主权力十分有限，合法性遭到严峻挑战，根本无法履行民主共和国的一般职能。亟需继续加强和扩大与农民的联盟，同时对农民进行民主主义教育，使其真正脱离旧式农民战争的范畴，发展成为新式的民主革命，扫荡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建立巩固的民主共和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自身力量的弱小和欠发达状态所导致的目光短浅，他们害怕革命的深入发展，并最终与封建势力相妥协，使革命遭到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