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2)

    三、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而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就是打破‘圣灵社会’的宿命论，对宗教意识形态的依附性较小，相信科学和技术创新可以改造世界，对新事物和新思想采取开放的态度。”

    首先，法治精神的诉求。辛亥革命意味着中国政治统治由过去的“人治”开始向现代的“法治”的根本性转变。人们常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用总统制，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实行责任内阁制，实是因为大总统之位从孙中山转移到袁世凯，有“因人立法”之因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确实有“因人立法”精神，即“人治”传统，执法“因人而异”，并重视道德精神，轻视制度保证。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然是针对袁世凯而采用责任内阁制，缩小总统权力，表面上看来是“因人立法”这一传统精神之回归，但其实际上呈现出的是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们相信可以用法律条文的规定，来规范袁世凯的政治行为，是他们重视制度这一现代法治精神之表征。

    辛亥革命开创了“宪政之治”的新传统。“宪政之治”正是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全力以赴实现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表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通过、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55种法律、正式国会的召开，重在立宪，这正是以一种新观念新法统替代儒家圣王传统。当然，法治精神、新国民性的养成尚需时间，传统政治文化虽已毁坏或蜕变，但它们存在惯性的力量，从中国的“因人立法”、执法“因人而异”的传统人治精神，转换到“目中无人”，重视制度的现代法治精神，非一朝一夕之功。

    其次，社会心理的变更。辛亥革命引起了社会心理的更新，过去传统社会中的那些日常行为模式，由新行为所代替。革命革除了缠足恶习，天足在民国元年以后成为一种时尚。革命改变了称谓，以官职、先生和君替代了老爷、大人之称，它的时代意义就在于用人格的平等来代替人格的不平等，它显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对于封建主义不平等的否定。革命还废除了跪拜，以鞠躬之礼代替过去的跪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式礼节，它反映了礼节上的尊卑等级观念已被平等的观念所取代。并且，辛亥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服饰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用“西服”来代替长袍马褂，蔚然成为一种风气。辛亥革命不仅改革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而且改革了传统的服装、称谓、礼节等社会习尚。

    再次，社会启蒙的深化。辛亥革命打倒皇帝、建立共和国所带来的思想革命的意义从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从实际社会效果而言，远非新文化运动可比。辛亥革命对全民族的民主思想启蒙作用远过于新文化运动。正是辛亥革命使王权政体崩溃，才使原来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道德亦因之解体。如此，才提供了五四精英攻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结构上的可能性。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是文化，传播的是精英文化，影响的是知识界。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的实质性作用是为新的政治革命提供指导思想，培养领路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新文化的传播媒介是书刊、演讲这种以文字传播、人际传播为手段的。问题是在一个文盲众多，社会大众传播媒介未现代化的国家中，这种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政治文化的改造上，其有效性如何？其力度也是可想而知的。“救亡压倒启蒙”，政治运动取代文化运动，这就是问题的答案。所以，没有理由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作夸张的估计。而辛亥革命则有众多的显而易见的实质性变革，如皇帝倒了，民国政府建立了，纪年改了，社会风俗变了，等等，并通过战争广泛影响着民众，改变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

    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具有划时代意义引发社会政治与文化构造实质变动的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1978年以来的改革与开放。政治经济构造的变动释放出的思想文化革命的能量是巨大的，对变革人的思想，对道德准则和风俗习惯的破坏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政治参与的扩大化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影响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它是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发展化一项重要的标志。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在体制方面，意味着权力从君主统治者转移到人民议会手中。王室的权力和特权逐渐受到限制或废除，议会作为最有势力的机构出现。此外，就是选举权的扩大，意味着选举议会的权力逐渐从贵族扩大到上层资产阶级、下层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工人。再就是群众参政的组织形式——政党的出现。政党是现代化或趋向政治现代化的产物。

    首先，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国家政治事务是“肉食者谋之”，舆论封闭，言论、出版不自由，集会、结社、请愿不允许。明代的“东林党案”、清代的“文字狱”等就是明证。在一定意义上讲，人民大众不知政治为何物，更不用说参与政治了。随着西学东渐，新旧激荡，人们在认识西方世界之际，逐渐了解和懂得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促进了留学运动的发展。国内的报刊、杂志、新式学堂增多了，这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也有助于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新式知识分子大多是游离于晚清政治之外的。因而他们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具有较多的认同感，能够勇于参加政治。同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且还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两种不同的感受，有利于提高他们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1911年有临时大总统的选举，1912年有省议员和参众两院的选举，1913年正式国会开幕、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而且，在1912年，群众参政的组织形式政党在中国纷纷成立，一度达到300个以上，虽然这些政党大多存在着畸形发展的倾向，但与传统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相比，这显然既是中国政治结构分化的显著表现，参政扩大化的直接反映，又是广大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增强的具体体现，还是中国政治发展制度化的例证。传统中国政治由科举而仕，现代中国由政党而仕，传统政体没有政党，进行现代化的政体需要政党。从由科举而仕转向由政党而仕，标志着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

    其次，政治参与范围扩大了。辛亥以前，“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实践，已经不断把人们对知识、经济、意识形态、政制以及个人的社会成就等等的价值判断，引离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紧密控制，从而相当程度地松动了信仰、知识、规范、制度之间的整合关系，降低了传统价值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规范能力。而1911年的辛亥政制遽变朋显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系统与政制系统的高度整合，松解了政治对经济、文化的刻板控制。共和体制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社会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状况，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范围，有利于充分吸纳和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社会交融在一起，社会职能交杂混合、划分不清，出现职能的交叉化和任职的多重化。人们的政治参与首选在政治领域、在做官，通过出任官职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在中华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社会等方面有所区分化，各自的运行规律有所了解。人们的政治参与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社会等各个领域，从政、经商、参军、任记者、当律师、做医生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在政府机构的组成上中华民国政府基于专业化、科学化的理念，让法律、军事、行政和科学等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从传统的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而成为单一的、专门化机构。同时，行政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实现分级化管理。由此，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结构更趋合理化，更具有权威性、有效性。

    再次，政治参与主体的多样化。传统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使一般人对于政治无权问津。因此，传统社会政治参与的主体主要是君主、士绅和地主，是一般的自然人，很少有组成团体来参政的。在中华民国，更多的人对国事政事发生了兴趣，开始将集会、结社、选举等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辛亥革命之后通过议会选举，参与国家政治的势力更多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其知识分子。过去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的民众现在参与了这个休系。人民群众参与政治体系的范围和深度大大地扩展了。实际上，吸收新的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有利于政治稳定。不仅有个体参政，如自然人；还有集体参政，如商会、学会和政党等。而参政扩大化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体制方面，权力从君主手中转移到人民议会中，从法理的角度看是如此的。民主化本身就意味着权力从君主手中转移到人民议会中。

    五、结束语

    辛亥革命是胜利的、成功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政治现代化通过辛亥革命向前发展。事实证明，尽管有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但这两者都是行不通的。共和国是不可逆转的。但政治现代化总是不完满的，辛亥革命建立新权威未获成功，中国并未能获得政治稳定和统一。革命虽提供了新权威如国会、宪法，但它们不是有效的权威，不能有效地统治，未能发挥法定的功能；革命也提供了一种合法性的新基础即主权在民，但不能提供具备体制性质的组织结构，不能以此来动员支持和执行政策，不能建立一种体系来有效地巩固和制度化革命所产生的权力集中和权力扩展。革命既摧毁了传统政治体制，也摧毁了传统的社会秩序，这样就留下一个真空地带，要完成革命的政治工作，就得依赖于建立新的政治结构，并使权力的集中与扩展保持稳定和制度化。简言之，革命的政治作用不在于推翻权威，而在于填补这种权威的真空。现代化理论认为，后发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权威的并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政府。权威的象征是可以转换的，王朝时代是君主，共和时代是国会。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是中央权威恢复的一个大好机会，孙中山及其南京临时政府代表了一种用新的法理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来建立新权威的一种努力。但新权威并未建立起来，法律上不能解散的为最高立法机关的国会一再受到威胁、干涉、迫害，最后终被取消。在辛亥革命后，从军阀统治中，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把传统的合法性来源与军事的合法性来源结合起来的企图。军队成为权力的有效源泉，军人成为政权的有效选民。从历史的观点看，辛亥革命导致了强权政治和军阀统治。北洋军阀又不能把军事的合法性来源与现代的合法性来源结合起来，所以，其统治也不可能比较长久地发挥有效作用。中国因失去权威象征而失去政治稳定性，危机日益严重。辛亥革命、民国的建立并未终结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衰败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一再延误则就是必然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