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60年，决定因素何在
辛亥革命网 2010-08-17 00:00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王缉思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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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0年的主题词是“战争与革命”
纵观中国外交60年，可以看到区分明显的两大阶段和两大主题。前30年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后30年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说前30年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并不意味着当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希望打仗，或者中国外交一直主张激进的革命。实际上，新中国迫切需要和平环境以发展经济，而且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110年的动乱时期相比，这30年的中国大体上还是和平、稳定、发展的。但在这一时期，战争阴云一直萦绕在新中国的上空，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直到70年代毛泽东论及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时，还说“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发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从1950年开始，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印边境、越南和中苏边境，中国对敌军事斗争持续进行。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70年代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都是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而做的准备。
至于“革命”这一主题词，也可以大致概括前30年的外交战略。“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那一时期对外政策的一个基调；1977年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公报，还在声明“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70年代中期，针对东南亚一些国家要求中国不再支持当地共产党革命时，毛泽东南亚多次明确指出：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
后30年的主题词是“和平与发展”
说后30年中国外交的主题词是“和平与发展”，应该是更没有什么争议的。“和平与发展”不是对前30年外交思想的全面否定，而是立足于新时期国内中心任务而确立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表述，一种期待，一项宣示。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关于所处的“时代”、国际格局、国际形势以及战争可能性的总体判断，一直被视为确定党的中心任务的前提。其实，回顾60年的中国政治史，与其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决定了国内中心任务，不如说国内中心任务的重新确定，反过来决定了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例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就大大降低了。实际上，从客观上看，如果将1982年同1977年相比，很难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按理说都是国际环境恶化、战争危险增加的征兆，但中国领导人反而在1982年作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从这点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和经济环境做出的判断是有利还是不利，是乐观还是悲观，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论者对国内政治发展方向的期待如何，价值取向如何。当我们说“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一个“科学判断”的时候，并不需要做多少学术论证，因为这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决定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通过中国60年的历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从另一个角度看，内政也是外交的延续。当毛泽东在1970年果断地决定打开对美关系时，他不曾也不会想到，中美关系的突破引发了一连串的国内政治变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假设没有毛泽东这一外交战略决策，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从何时开始，是很难想象的。
中国的外交取向主要由国内政治所决定，并不意味着外交决策不能影响并塑造国际环境。建国后头十几年所做出的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等等重大决策，至今仍然影响着同相关国家的关系，仍然是国际环境中的重要因素。近10多年来，中国谨慎处理领土领海争端、两岸关系、朝核问题、中美经贸摩擦、国际金融危机等涉及对外关系大局的问题，既以实力为后盾，又不动辄以武力手段或制裁措施相威胁，展现了外交的成熟，增加了国家的可信度，同时也有助于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60年来一直坚持的原则
纵观建国以来的外交，虽有前30年与后30年的明显分野，其连续性也是必须强调的。外交一直在为国内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主权统一这几大目标服务。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主流意识形态，抵制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是30年来一直坚持的原则；国家安全的概念从传统的领土安全、政治安全发展到今天的综合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但核心内容未变；从对苏联“一边倒”到今天积极参与G20，都包含着通过对外交往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目标；对台政策从50年代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到今天的“两岸共赢，和平统一”，虽然在表述上有很大差别，但一以贯之的核心目标仍是维护国家主权，完全统一大业。
未来外交政策调整的可能方向
展望未来，“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一定会持续，但是其内容与视角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就“和平”而言，过去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能否和平共处。在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基本稳定的今天，中国对和平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同局部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相联系，同中国的海外利益相联系。就“发展”而言，过去中国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摆脱贫困落后，推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今后则会更加强调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注重经济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衡发展。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可能方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60年，同外交政策的演变是完全同步的，只不过在近3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的变化更为显著。同外交政策为国内政治所驱动一样，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变化更多地取决于国内政治核舆论导向的变化，而不是国际形势的客观变化。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必须同国内政治导向一致。不过，随着学科发展与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随着学术资源的多元化及国际交流渠道的扩大，学者的观点和对政策的解释也越来越多元化。在符合国家总政策的前提下，国际问题学者的言论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
国际问题研究固然是为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服务的，但是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和学者个人，如果将追求目标局限于分析现实政治以及向政府进言，学术研究的眼界就不可能开阔，眼光就不可能深邃。中外许多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终极关怀，一直是超越国家与民族的。（作者王缉思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此文节选自作者新近完成的课题“中国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60年”的结论部分，原课题5万多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