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大事记之70年代

　　1970年10月 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坦赞铁路正式开工。该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1860公里，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考察、设计并帮助坦、赞两国政府组织施工，迄今为止是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坦赞铁路建成后，成为把坦赞两国连结在一起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为赞比亚出口铜提供了一条新的、可靠的出海通道，打破了当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封锁，保证了赞比亚的主要收入来源。坦赞铁路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1971年4月6日 中美“乒乓外交”.中国决定邀请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一消息引起了全球的极大关注，人们认识到这是中国为恢复中美接触而传达的一个重大信息，这就是着名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1971年10月25日 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二十六届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在乔冠华的率领下，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这是中国、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主持正义的其它国家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国际反华势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图谋的彻底破产。此后，我国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从而出现第三次建交高潮。

　　1972年2月 中美关系取得突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国务卿罗杰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人的陪同下访问中国。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于28日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在《上海公报》中，美国第一次公开正式表示，它认识到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肯定了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台湾全部撤出的最终前景。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72年9月 中日邦交正常化。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9月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以来不正常状态，使进一步发展两国和平友好关系有了良好开端。这对反对霸权主义，缓和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维护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这是继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国外交上的又一次胜利。

　　1974年2月 “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毛主席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向外宾阐明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成为很长时间内指导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思想。

　　1978年8月 中日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日。两国在东京交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将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

　　1978年12月16日 中美正式建交。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声明指出，自1979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的不正常状态，这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随后，为了进一步增进中美双方的了解，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邓小平副总理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4日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这不仅需要国内有正确的政策，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经过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中国领导人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这一科学论断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极为深远，从此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79年2月17日 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对于越南当局的武装挑衅行为，中国边防部队奋起自卫还击。从2月17日日起，在短短半个多月时间里，中国边防部队重创越南军队，之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这种自卫还击的正义行为，打击了越南当局的嚣张气焰，支援了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入侵的斗争，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赞许，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9年 “搁置争议，共同开放”思想的提出。面对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不同主张，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80年代，在处理南沙群岛问题时，邓小平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会谈中，又多次提出这一思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新思路，一直成为中国政府处理领土问题的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