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思想(一)

　　自从1840年西方洋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城门之后，泱泱中华大国在对外界毫无了解。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同西方国家发生交往。人们说,弱国无外交。这是指独立自主的外交。近代百余年来,在与西方各国交往中，西方人总是牵着中国统治者的鼻子走，后者不是委曲求全，局势虚于应付，很难看到独立与自主。连长期主持外交的李鸿章也为此发出感叹：“然所谓遇刚则柔，遇柔则刚，既物定见，复少恒心，……闻者能毋愧愤欲死?”然则,我们若深入研究下去,便会发现,那时的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外交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此处我们着重研究其外交思想。

　　一.”外交”及“外交思想”的含义。

　　“外交“一词在中国使用要比西方早得多，但其意义与今天外交的意思完全不同。古语“外交”是指为人臣者私见诸侯或者个人之间的交往。《国语.晋语》讲：“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中国古代把国与过之间的交往叫做“邦交”.“外事”，清末则称为“外务”或是“夷务”。

　　1796年，爱德蒙.伯克使用”displomacy”一词，意思是指处理国际交往和谈判的技巧和谈吐。从此，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概念才流行开来。

　　牛津字典中对外交的定义：“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在辞海中为：“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英国著名外交家萨道义指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

　　综上所述，纯粹意义的外交实际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二是指一种维护国家利益，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但是，外交作为主权国家的行为及维护国家利益和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的性质，它的实质是始终不会变的。

　　一个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对外政策，不仅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代表了国家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态度。而外交思想，就其内涵来说，是指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对外交涉中，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所遇对手，并自觉地运用国际上公认的法律和准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外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和方针。当中国的历史进入近代后，伴随着对传统夷夏观的反思与批判，世界意识及国家主权观念的萌发，外交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艰难过渡历程。

二.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及其演进。

　　1840年之前，中国历代统治者均以“天朝上国”自居，视所有外国人为夷蛮戎狄，除了朝贡和宗藩关系外，不承认其他形式的中外关系，外交因此成为王朝政治的附属物，成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对外宣扬国威的手段。到了近代，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打破了东亚地区存在了近2000年的封建宗藩体系，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割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国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外交因此开始与丧权辱国相联系，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

　　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注意列强纷纷打入中国，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领域内，中国的主权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完整开始遭到破坏，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经济上，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中国近代外交开始出现。

（一）.中国晚清时期的“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

　　晚清时期的中国政府，既不能像列强那样推行强权外交，也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同等的发言权。当时面临的外交形势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了解列强情况，运用国际惯例和外交手段，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的利益，反对列强侵略成为势须完成的外交任务。但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和戎”.“自强”成为人们主要的外交思想。这一思想体现了外交与内政的紧密结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外交视为内政的延续。其中和戎是自强的必要外部条件，而自强则是为培养外交实力，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当时的总体外交战略，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就“和戎”而言，“和”是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各朝各代历来奉行“和戎”政策，力求“协和万邦”。在具体策略上主张“既来之则安之”，“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当“蛮夷”向华夏发起挑战时，传统办法是剿（以战止战）或剿抚并用，有时甚至用“和亲”以达到“和”的目的，从而维护儒家礼仪规范下的和局。晚清政府主办外交的重要人物李鸿章等人的外交思想正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

　　1862年，李鸿章初到上海，发现这里与内地相比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里“华洋混一，已成局势”。这当然是他不情愿看到的情形，但是他发现，这又是一个认识洋人，理解列强，寻求与之交往途径的好地方。他时时留心西洋时事，令人逐日翻译英文报纸供他阅读。李鸿章悉心体察中国同僚与洋人打交道的成功或失误，从比较中判断得失.利弊，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摸索出一条与列强交往的合适途径。他认为，与洋人打交道的正确态度是“刚柔调剂”，该刚则刚，该柔则柔，不卑不亢，保住国体，不失面子，不丧主权/要达到这个境界，就必须以儒家思想倡导的忠.信.笃.敬四字为准则。李鸿章还接受了郭嵩焘等人积极鼓吹的“循礼外交”思想。在郭嵩焘等人看来，“循礼外交”是实施“和戎”外交战略的重大而具体的举措。郭嵩焘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处理外交事务，要把握三个字：理.势.情，而最重要的又是理和势。历史在变，形势也会变，热门要善于适应形势百年化而把握，据理办外交。李鸿章对“循礼外交”身体力行，在思想上多有发挥。并在其长达30多年的外交活动中基本奉行了这一战略，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此时的和戎思想与传统的和戎观有两点不同。一是抛弃了华夏中心的宗主地位观。他们已经认识到中西关系不再是宗藩模式下的尊卑关系，因为西方列强不是蛮夷小邦，对他们“不特兼并难，即臣属亦不易”。二是在战略实施上否认了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手法。就当时的情势，这种外交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从国情来看，在中西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中西与西方一味言战，后果不堪设想；而若一味“信守大义”以驯服外夷，那就昧于大势了。其次，从国际形势来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起条约制度，为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的义务，他们暂不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而且为了协调彼此间的矛盾，他们主张采取合作态度以求在华利权的实现。因此造成了19世纪60.70年代的“和局”。再次，从外交的功能而言，为了达到维护国家权益的目的，外交在很大程度是力求缓和冲突，谋求妥协。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和的战略并非是一味地消极地妥协，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它又是与自戕的外交战略紧密结合的。自强属于内政，通过自强可以取得强大的国力，而强大的国力是外交的坚实后盾。有识之士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和局下，能不能自强关系到国家“有事”.“无事”，即“自强”是有无国难外患的先决条件。而和局也是国家自强的好时机，正所谓“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矣，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这种自强的战略无疑是一长远的外交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外交的实力原则。而外交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艰难过渡演变历程。自从1840年西方洋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城门之后，泱泱中华大国在对外界毫无了解。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同西方国家发生交往。人们说,弱国无外交。这是指独立自主的外交。近代百余年来,在与西方各国交往中，西方人总是牵着中国统治者的鼻子走，后者不是委曲求全，局势虚于应付，很难看到独立与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