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防疫往事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偏壤，经济落后，疾疫盛行，边区政府如何组织疫情防控呢？据查阅当年的《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的相关报道，边区政府立足群众，情系人民，克服困难，扎扎实实地抓好传染病防疫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成立防疫总委员会

　　为了有效控制传染病流行，1940年5月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李富春任主任，刘景晏为副主任。党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了防疫会议，以防疫委员会为延安防疫运动中的最高领导机关，制定防疫措施。1942年4月2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交际处召开大会，成立了防疫总委员会，推选民政厅长刘景范为主任，李志中为秘书，设在中央医院。其职能范围从原先的延安市扩大到了筹划管理全边区的防疫工作，内设防疫统计、宣传教育、环境卫生、总务和医疗五个股。“设立分委会四处，计总卫生处、中央总卫生处、留守兵团卫生部、边区卫生处，划定区域分别负责各该区的防疫工作，边区各县之防疫工作由所在地军政医疗机关负责进行”（1942年5月4日《解放日报》）。5月13日，边区防疫总委员会通过《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将传染病分为两类：鼠疫、霍乱、天花为第一类，要求确诊后24小时内用电话上报；伤寒及副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回归热、猩红热为第二类，要求按周报告，由边区防疫总委员会协同地方采取相应措施。

　　1942年入冬以来，延安地区久旱无雨雪，气候异常干燥，温度变化很大，也很骤然，冷热不匀，因此急性呼吸系传染病发病较多。仅据中央医院传染病科统计，到12月底，共收容病员256人，大部分是延安市的患者，也有附近各县的，以及由各地来边区的患者，并且以正在担负工作或学习的青壮年男子为主。传染病主要是伤寒、回归热、赤痢、感冒、腮腺炎、斑疹伤寒六种。由于当时正处在抗战最艰苦的年头，医疗设施和药品极缺，传染病治疗所不可缺少的普通药物和葡萄糖、氯化钙、强心剂、消毒剂等更是缺乏，不能满足治疗需要，影响了治疗效果。如大便的消毒仅靠石灰。

　　边区防疫总委员会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播，于1943年1月10日下发了《为防止急性呼吸系传染病的通知》，要求各机关、学校、部队、民众一并遵照办理。同日，防疫总委员会还发出了《为防止回归热及斑疹伤寒的通知》，要求机关全体人员，特别是事务人员自即日起至4月底，每半月要洗澡，换衣，进行灭虱运动一次。如遇有发热病人，立即送医院隔离治疗，如医院已诊断为斑疹伤寒或回归热，应立即将和病人接触的人，一齐洗澡灭虱，以杜绝传染。

　　健全群众合作医疗网络

　　陕甘宁边区传染性疾病经常发生流行，边区缺医少药，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党中央进驻延安时，延安仅有六七家中医药铺和少量坐堂医生，全边区也仅有医生1200多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将卫生防疫工作作为边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广泛宣传卫生防疫知识，人民群众的卫生观念有了很大转变，通过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帮助，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疾病的发生和死亡率大大减少。

　　为了解决西药匮乏的问题，边区政府看到了陕北漫山遍野都是中药材的优势，充分发掘利用当地药材，发挥众多中医师的作用，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政策。1938年，边区民政厅委托延安市组织部长、中医李常春筹备创办集制药、售卖、医疗三位一体的股份制卫生医疗合作机构——保健药社。

　　1939年7月，由西北局保健委员会、边区民政厅合股开办并经营管理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家保健药社在安塞县冯家墕成立，李常春任社长。一切团体或个人，只要按章交纳股金，遵守章程，批准后均可成为股东。《章程》规定：“每股股金为十元，每一股东至少认购一股，多则不限。”其宗旨是：“发展地方医药事业，受各卫生机关之委托，推销中西药品器材，采集中药材原料，尤其提倡土药材，解决民生困难。”为取得边区群众的信任，改变他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不良生活习惯，保健药社提出了“免费吃药，管保治好”的口号。李常春医术高明，且服务热情周到，经常带领大家上山采药，下村治病。在他的带动下，保健药社的医生为群众诊治的积极性很高，不分节假日送医上门。他们对灾民、抗属看病免费，药价优惠折扣，贫困户也予照顾，深得群众拥护。群众感叹道：“只有边区才有这样为穷人看病的医生。”

　　边区农村医疗机构和卫生所稀少，群众要跑很远的路到城镇看病，有时得了急病来不及看就死了，乡村巫神十分盛行，骗人钱财，乡村亟须建立小型医疗机构，解决群众就医难。1944年4月，延安市总卫生委员会召开会议，布置各区成立医疗合作社。市政府拨给每个区4万元，采取公助民办的形式发展乡村卫生，以便利群众就近防疫看病。李常春和陕北名医毕光斗等人积极响应，发起建立了延安市南区大众卫生合作社，保健药社入股100万元，并派医务人员义务门诊，协助开展业务。保健药社当年先后在各县、乡建立分社26处，分布于延安、延川、清涧、绥德、吴堡等20个县市。保健药社把为人民群众治病防疫放在首位，经常组织医生深入到偏远的山村送医送药，开展巡回医疗。为方便群众，总社还设杂货门市部、照相馆等代卖药材。边区各级地方普遍建立分社，推动了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为防治传染病，解除群众疾苦作出很大贡献。据统计，仅总社在抗战期间治疗病人达两万余人。

　　全民动员控制疫情

　　1944年初，延安各区突发疫病，据《解放日报》报道，开春以来，延安县川口、柳林、金盆等区就发现传染病，症状奇特，蔓延很快，一人得病，数日之内传染全家。5月初已蔓延至河庄、丰富等区，死亡人数达500人 。

　　边区政府于同年5月10日召开由专署、市政府、延安县、中央卫生处、留守兵团卫生部、边区卫生处、和平医院、中央医院有关医务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充实防疫总委员会委员，以组织领导防疫工作，紧急动员起来，集中人力、物力，立即投入扑灭疫病的战斗。组织医生下乡，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

　　动员会之后，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和毕光斗老先生立即研究出疫病的特治药方，简便而有效。边区卫生处、保健药社等机构的负责人率领边区医校学生30余人，已分别深入到柳林一、三两乡施行紧急治疗。留守兵团卫生部也派医生协同延安县医生，用毛驴驮着行季及药品，进行沿村治疗。延安市全体中医也动员起来，积极参加这次防疫战斗。据1944年6月3日的《解放日报》报道，各防疫医疗队面对如此严重形势，查清病原，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办法，号召群众不吃生水、死猪肉，酸菜内必须大量加盐或炒熟再吃。医疗队成员还亲自动手为群众打扫卫生、修建水井。每天早出晚归，分赴各村主动寻找病人医治，为了及时挽救病人，他们不避风雨，连夜翻山越岭去看病，有时遇有病情危险的，甚至日夜看守，寸步不离，因而使得大批病人免于死亡。20多天以来，医疗队员们“身担干粮药品，走遍大小数百个村庄，无论在疫病治疗、卫生宣传和疾病统计上均收效甚大。每到一区，深受群众欢迎，无不欣喜异常地围着他们，烧水做饭。至5月底，延安县一带“吐黄水症”已大致停止。

　　边区防疫总委员会于6月1日召开防疫医疗队总结会，分析形势，查找存在的问题，明确今后的重点防疫工作。要求个医疗队认真搜集研究这次防疫工作中的经验和各种疫病的病源、症状、预防治疗办法等，以便明年做好提前预防。防疫总委员会决定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于近期内发一指示信，附上这次防疫工作的全部材料，发给各地参考执行，并编辑出版各种卫生防疫的小册子，广为宣传。另一方面立即行动起来，培养大批医务工作者、助理员、民兵，建立各地的防疫医疗组织，增加医药设备，广泛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特别是调剂群众营养、整顿环境卫生以及妇孺健康的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