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活巨变记趣

　　一．从“蹭着看电影”到“把整个影院带回家”

　　20世纪70年代，是市民文化生活高度贫乏、高度政治化的典型时期。当时因为正值文革十年，市民的八小时之外业余文化生活，不外乎局限于扎堆聊天吹大牛、传播家长里短是非经、说鬼故事吓人等方面。即使天性喜欢看戏看电影的，也没有多少新鲜的东西可看。戏剧反复排演的无非是《泥塑收租院》和八个样板戏；电影轮番重映的进口片不是《看不见的战线》、《卖花姑娘》，就是《地下游击队》、《第八个是铜像》及《回故乡之路》等，国产片则主要集中在《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春苗》、《青松岭》及《创业》等数量有限的一些片子上。说来也奇怪，那时的青少年几乎没有不爱看电影的。我和我的一拨幼时伙伴仅样板戏和上述老电影至少看了都不下几十遍，有的电影对白至今能倒背如流。当时的电影票价虽然便宜，仅及当今的几百分之一，但往往是供不应求。无奈之下，孩子们大多竭力寻找影院设施和管理的漏洞，想法混进影院蹭电影看。有的孩子利用电影放映前两三小时影院清场打扫的机会，猫在座椅下、天花板上静待电影开演；一些胆大妄为者，则会在电影开演后，搭起人梯爬上影院高大的窗户，从透气的窗缝钻进去，然后顺着窗帘出溜下去。即使可以侥幸混进影院，但也难保踏踏实实地看完一场电影。极其敬业的管理员，会将手电筒亮光不时地扫落在每个最易藏人的角落，逮到一个揪出去一个。被赶出去的偏也不服气，你把我揪出来，我就再设法混进去，如此不断地反复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比较幸福的时刻就是看部队慰问的免费露天电影，但由于孩子们大多贪玩好动，不会静待在一地儿，所以等不到电影开演，常常就找不到了可以正眼看电影的位置，于是只好挤在大银幕后面观看。前些年央视名嘴崔永元在演讲中回忆年少时看电影的趣事，说是由于当时常常只能在大银幕后面看露天电影，因而即使看了N遍电影《董存瑞》，最终也还是无法弄明白――董存瑞最后用来托举炸药包的那只手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这其实正是如我等一代人在当时蹭电影的一种真实情景写照。

　　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赋予了市民文化生活从未有过的活力和空间，电影的生产和服务不论是在政策上、观念上，还是在科技进步上、学习借鉴、文化交流上，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变化。先前闭关锁国、政治极左的格局被完全打破，大量的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影片被译制引进，电影的文化生产力获得了充分的解放；电视新媒体乃至互联网等数字传媒技术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普及发展。放眼观瞧周遭四野，看电影不再是以往文化稀缺时代的难得享受。现今我国年产电影平均达到400部以上，年产电视剧平均达到13000集以上；年均引进国外电影不少于50余部，年均引进电视剧也是达到了相当的数量；电视机、DVD机的普及率基本达到了全民覆盖。显然，电影电视的“卖方独断格局时代”完全被当今“买方市场选择时代”所取代。市民家庭真正实现了家电广告所宣称的“把整个影院带回家”的梦想，家藏影视碟片几千部上万部的市民更是十分多见。如今人们完全可以不用去影院，待在家里，一边喝咖啡嗑瓜子磨牙，一边享用家庭影院视听设备，播放自己想看的DVD影片、肥皂剧压缩碟及网络下载影视。数字电视的巨量频道和节目库，更是为那些酷爱影视的观众以付费方式点播节目、回看电视、存储电影等带来了以往无法想象的便利。

　　二．从“特供本”到“电纸书”

　　“文革十年浩劫”带给市民业余文化生活的冲击，知识分子和一般阅读爱好者体会最深。按照当时内陆边疆省份地区的情况来看，造反派对文化资源的清剿封杀完全到了疯狂的地步，但凡遍涉古今中外、传统经典、文艺百家的各类书籍，几乎很少例外地被视为了封资修“垃圾”，不是被收缴销毁，就是被集中封禁，市面和民间仅能看到的就是马恩列斯著作和语录“红宝书”。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尽管也是极左风气盛行，但是一批“打倒”后被弄去打杂“改造”的“靠边站”的知识分子学人，却也借此机会获得了意外的边缘化读书收获。如学界名流钱钟书就是利用六七十年代别人扎堆起哄“闹革命”的十年时间，研撰出了分量厚重的《谈艺录》和《管锥编》等，著名学者贾植芳、章培恒也是利用屈身做图书资料管理员的“特殊机会”在学业上获得了很大进取。相比之下，边疆内地远没有这么“幸运”，受监督的知识分子基本无书可读，即使市民百姓能够公开看到的小说，也不过就局限在领袖认可却有删节的四大名著方面，局限在不涉爱情“人道”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和《李自成》等为数不多的“革命小说”上。国外翻译小说哪怕是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翻译小说，也难免被查禁。人们对书的渴望一度达到了引发奇行异举的程度。记得我一位中学高年级校友，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偷偷拿出家里私藏的一些欧美文学名著，以借阅甚至交换的方式换馒头吃，没成想让一些拿不出馒头换书看的旁观者，告发到了学校工宣队和军宣队那里，藏书的家长和换书的子女为此少不了吃一顿查抄批斗的苦头。及至七十年代中后期，虽然读书的禁锢风气宽松了不少，一些全本的经典古典名著和外国书籍开始少量在市面和民间出现，但是这些书籍大多不是被限制在了按照领导行政级别凭票购买的“特供本”范围内，就是被限制在了新华书店中非一般贩夫走卒可以随便进入的“店中店”范围内。由于市面上可读性强的书籍实在少得可怜，以至于造成了违禁手抄本的广泛流行，诸如《少女之心》、《梅花案件》、《绿色尸体》乃至《第二次握手》等大多都是那一时期的产物。我的一位同窗在同学聚会时说，多亏了当时犯忌阅读中的性意识自我启蒙，才没有使自己二三十岁的“排拖”季节白白虚度。言谈中的得意和庆幸尽溢形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发生，以及随后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客观上开启了一个全国汇集缔造书山文海知识天下的时代，全社会饱受压抑的文学文化及科学技术生产力和创造力，以历史上极为少见的激情汹涌态势喷发了出来。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以文，化成天下”的“礼仪之邦”气派重新展示在世界面前。以读书为乐趣为手段，践行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通过学历教育型的系统读书深造，最终改变了人生命运的人多不胜数。为此，人们不得不感激书籍，并将读书视作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虽然当今图书的生产已经进入了电子数码科技引领潮流的新经济时代，一本平常书籍大小的“电纸书”甚至可以装得下一个小型阅览室的图书容量，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随走随看、轻松翻检查阅自己想看的书籍，但是利用周末节假日闲暇去逛书店、淘旧书、会书友的习惯，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将是爱书者、读书者、论书者及著书者的不二选择，“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美好联想，估计还会伴随着纸介传媒的推崇者钟情到老。

　　三．从“文化人的营生”到“人人皆可写作”

　　其实，说到改革开放30年文化生活发生的喜变，最让人感到唏嘘慨叹的，可能还是电脑互联网技术的高度普及、瞬息更新带来的人们日常文化生活方面的量变质变。因为有电脑互联网的全面普及、速率提升，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不再会是隔山隔水、不远万里，人们用脑思维、用口传情、用笔达意的迅捷手段不知要高出古人几千倍几万倍。在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大唐盛世和宋明时代，是文化人豪杰辈出、诗词话本广布民间的时期，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数十年时间里，读书人和知识分子在老百姓异地传情达意中的独特作用依然不容小视，“文革”中通过抓狂似地书写大字报和宣传标语而影响此后自己和他人命运的人不在少数。古人所云“张口为语，落笔为言”的训诫，确乎成为了现实中衡量何人能语、何人善言的阶层站位标准。显然，以往的浏览群书、阅读文字、舞文弄墨仿佛确定就是“文化人的营生”？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新经济引领而至的文化开明、科技进步完全是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如今，你只要喜欢电脑网络、略微读过几年中小学，你就可以借助一个特定的IP地址，择时择地地去网络上浏览你最想知道的信息。手痒痒的话，还可以在论坛中发几句牢骚，跟跟贴、灌灌水，还可以捣鼓发布FLASH短片、经营伺弄自己的博客网页，弄得不好或者一不留神，你就很有可能混个论坛斑竹、网络写手或网络作家之类的名头干干。这意味着在信息时代，一旦你不是文盲并且有机会和网络结缘，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时尚的网络文化受益者。即使混不来斑竹和作家的名头，你仍然可以将网络时代“人人可以写作”甚至“人人可以当作家”的信念实践到底。当然，接触电脑、沉迷网络，也不是一点风险没有，一旦上了网络，写写吃喝拉撒的日常心得，摆弄炫耀一下视频恶搞的短片制作，兴许也就罢了；最担心的是年少无知、缺乏自律的青少年，不知不觉中变身为在线电玩游戏的“尿不湿”网虫一族，最终落得个荒疏学业、一事无成、形同废人，说不准还会被老爸老妈花钱抓去强制戒网也未可知。虽然，电脑互联网的发展在带来文化生活极度丰富、极度繁荣的同时，也引生了显见的负面效应，具有“双刃剑”特性，但是它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所起到的正向作用却肯定是不言而喻的。

　　应当看到，电脑互联网络既然已经赋予了当今时代更多的积极意义，我们就没有必要简单地对手书写字的退化、传统纸质信函及明码电报的萎缩锐减而痛心疾首，也没有必要为传统文化人及严肃作家的边缘化鸣冤叫屈，更没有必要对网络写手的大量涌现甚至充斥泛滥而担心忧虑。须知，手段载体、技术形态的转变，永远更改不了大千世界更多人追求抒写自我、精神自由和审美升华的文化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