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六十年民生往事 中国生活记忆
辛亥革命网 2010-06-30 00:00 来源：和讯 作者：陈煜 查看：
“万元户”与“个体户”
“万元户”，一个上世纪80年代初很流行的词，也是许多农民羡慕的称谓。顾名思义，“万元户”就是收入达万元的户，或是家里有万元积蓄的户。在当时的农村，谁家能称得上“万元户”，就是家庭拥有巨额财富的代名词。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通讯《雁滩的春天》，报道了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六个壮劳力，当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做“万元户”，李德祥成为我国首个公开报道的“万元户”。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李锦拍摄的一幅照片，报道了临清县八岔路公社赵塔头村一队社员赵汝兰，当年一家种棉花(资讯,行情)纯收入10239元，这是媒体首次报道山东“万元户”的消息，赵汝兰也成了山东首位见诸报端的“万元户”。这则摄影报道先后被国内外51家新闻媒体采用，“万元户”一词也随之流行起来。赵汝兰老人已于2004年去世，他的老伴王立芬回忆：“那时候他爹领着几个孩子，一天到晚扑在棉花田里。年底卖了棉花，家里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从那时起，不但全家人的吃穿不愁了，而且当年就用卖棉花的钱，先后添置了5辆自行车、3台缝纫机、2块手表、1台座钟和2部收音机。”赵汝兰的大儿子赵光泽回忆，“当上面有人来问我们家当年的收入时，我父亲又"害怕"了，吞吞吐吐只说没收几个钱。”
湖北房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近两年，不仅大队干部以各种名义上门吃喝，连各种会议、上级来人、大队放电影、演戏……都要他家管饭。这些人大都吃完嘴一抹，不给钱也不给粮。搞得这户社员叫苦不迭，表示不愿意再承包果园了。“红眼病”是长期形成的“越穷越革命”的“左”的思潮和绝对平均主义在农村的表现。群众说，“红眼病”不治，致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致富的门路就打不开。
但有些地方却没有这类“红眼病”。据曾任广东省南海县委书记的梁广大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南海富起来了。有一年春节，县里开着一溜车队，敲锣打鼓进入那些先富起来的村，下车后干部们抬着6头重达百斤的烧猪，还有自己酿造的10坛酒请社员吃饭。1982年，谁也不敢露富的时候，上海嘉定一位农民陆荣根，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他成为上海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
上世纪70年代末，大批知青返城，造成城镇就业压力剧增。“待业”和待业青年产生。1979年，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长尹盛喜，带领20名待业青年，靠借贷的1000元，在前门摆茶摊，卖“两分钱”大碗茶起家。后来他们越做越大，在北京、深圳和海南都建立了公司。两分钱的大碗茶几乎成为改革开放和艰苦创业的代名词。1980年6月21日，北京市工商局通知：原来不准经营个体、工商业的待业青年和退休职工，现允许经营。个体户经营范围：除原来允许的修鞋、修自行车、理发、缝纫等行业外，还可经营房屋修缮、擦皮鞋、三轮运输、代写书信、报贩、茶水摊等。对于技术性强、社会需要的行业如服装加工、弹棉花等，允许退休职工带一两个待业青年，组成合作小组进行生产和加工。
上海第一家由待业青年陈贵根自筹资金开办的“味美馆”饭馆，自营业以来，顾客盈门，不少外宾和华侨也前去参观、用饭。静安区工商局的同志认为，批准他们开店时，以为是一家小点心铺，卖些面条、馄饨之类，不料他们竟大干起来，看来有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1980年8月10日《人民日报》第2版）。
1979年11月底，19岁的章华妹在父亲的支持下，在7个兄妹中“先吃螃蟹”，以150元做本钱，在自家门前摆出一张小桌子，出售低廉日用品。那时候，她这样做是不合法的，一旦“打办”（即“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员前来，有可能将她的商品全部没收。但是，章华妹没有工作，这个货摊承载着她的全部收入，月收入约百元左右，在当年相当不错了。
“打办”的人没怎么来，因为改革开放的春风正渐次吹来。紧接着，改革的花蕾就要绽放了，“打办”成了工商管理所，依据政策，通知章华妹申领营业执照。章华妹没有多少犹豫就提出了申请。1980年12月11日，鼓楼工商所向她颁发了由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盖章的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章华妹后来回忆：那时做小生意不仅别人看不起，还要担心被抓。因此，摊子不敢铺得很大，这是为了一旦“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一来，好立即收摊关门。可以说是偷着做生意，整天都提心吊胆。“打办”的人抓住我们这些摆小摊的要罚款，还要没收所有货物。还有就是怕工商局管市场的人，他们一来，大家吓得要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