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济南那些寻常事儿

　　辛亥革命前后，文化革新也不再像原来那样只是纸上谈兵，平等自由、移风易俗的新气象开始蔚成风气。济南作为北方的通都大邑，又得自开商埠之利，成为走向开放的前沿城市，文化新风的轰然而起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过年涌进广智院

　　1904年济南开建博物馆，1910年全部建成，名为广智院。1911年1月30日，辛亥年正月初一，广智院正式对外开放，观众一时趋之若鹜。此后若干年，去广智院参观，竟成济南人一新式年俗。“广智者，言见之而广其智识也。”广智院的功能集科学普及、宗教礼仪和文化教育于一体，是我国最早开办的科教博物馆之一。广智院正面为陈列室，左为阅览室，右为研究所，后为布道堂。陈列室中有天文地理、历史、机器机械、各国贸易、世界人口等图表，还有汽车、火车、轮船模型以及各种动植物、矿石标本。最值得一提的，是摆放在陈列大厅中央的黄河和泺口黄河铁路大桥缩微模型。据后来来此考察参观的黄炎培先生介绍：“黄河模型，长八尺，宽四尺，上罩玻璃筐。自发源至入海全身毕现，旁及支流、山脉、都会、铁道、房屋、舟楫一览了然。河面用玻璃片，地面用色染木屑，山林原野正一片青绿色，都会满著甚小之房屋模型。全部制成费银二百元。”由济南知名木匠聂同孟严格按比例制作的“泺口黄河铁桥模型，长约二丈，河面桥梁以木为之，上涂黑漆，河之下铺厚沙，缺其恰脚，露出塞门德土桩，每一柱下立桩数十。全桥上盖玻璃框，制成费银千元。”

　　济南人有了星期天

　　19世纪末，西方星期概念引入中国后，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公开抵制，认为星期日休息娱乐是一种精神和钱财的极大浪费。维新风气普及后，人们也开始慢慢了解了西方星期日公休的意义，认为这是一种良风美俗。一些新式学堂和社会团体开始试行这种作息制度。直到1911年6月清廷中央机构才全部实行星期日休息制度。

　　但在此时，星期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为大都市生活的一种新型时间概念。济南开埠以后，星期的概念逐渐为济南百姓普遍接受。1911年前后，济南的许多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等均以一星期为一个时间周期安排对公众开放的日程。民国三年(1914)印行的《济南指南》在写到山东省图书馆时，介绍说：“平日为男客游览期，星期六为女客游览期。星期二不买票。”在介绍广智院时，也写道：“每逢星期三等日，延请华人之有名望者为会长，讲演科学及宗教。星期一为女界游览期，他日则任一般男界游览，不收票费。”当时，在南关上新街还有一家德国人开的德国博物馆，“院中除陈列物品外，凡关于各种科学之实验，无不具备。”这家博物馆规定：“每逢星期日，任人入览。其余时间则于下午三点至五点，为入览时间。”由此可见，100年前，星期作息制度已在济南深入人心。

　　满城流行剪辫子

　　武昌起义，清朝灭亡，辫子自然更成了“革命”对象。剪辫子一时成了去旧从新的标志。1911年11月13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被迫宣布山东独立，出任山东都督，并把珍珠泉的抚院改成了都督府。济南各界群众深受鼓舞，民间剪辫子“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

　　据当时报纸报道，省城济南“自十五(日)以后，剪发之风盛行，各学堂日必数十人。各洋货店之洋帽大为涨价。二十三日后，益见踊跃，联合会职员及各学堂监督、教员均露顶上团光，议局之门房、役夫等头上亦各焕然一新。”当时，男人们剪除发辫后，时兴戴洋礼帽，一时间竟引得济南城里的洋帽商店“大为涨价”，可见人们剪辫的热情之高涨。为了动员剪辫子，一些学生和军政人员还走上济南街头，高唱《剪辫子歌》：“我同胞，梳辫子，何时起？自从清军进中原，发辫起。叹二百六十年，做奴隶！你看那庙宇里一班神，自关帝、包公、岳王一班神，问谁人编发辫拖背后？况到今，全地球五大洲，有哪一国编发辫拖背后？愿同胞，急剪辫子去，勿再留！”

　　“洋车”风行济南府

　　100年前，人力车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这种人力车在济南被称作“洋车”。当时的“洋车”分为两种，一种是铁轮车，一种是皮轮车。1911年以前，以木轮箍以铁瓦的铁轮车已经在济南普遍使用了十几年。胶皮轮人力车在1911年左右传入济南，由于这种车拉起来省力，坐上去平稳舒适，不到两年，便迅速在济南风行起来，占到了全部人力车的十分之九。

　　坐“洋车”的人，大多是外地旅客、有急事赶路者或有钱人家外出者，雇车的形式分为按里程计算、按小时或每日计算和包月三种。据《济南指南》记载：当时皮轮车的价格是“每里约铜元二枚，每时间铜元十二枚。每日约京钱二千文，包月约15元。”而铁轮车由于乘坐时不舒适，故价格较皮轮车便宜，“约少三分之一”。1911年前后，手推车和马拉轿车也仍在使用，但比“洋车”的使用频率低。另外，当时轿子也仍在市里使用，比如二人抬的轿子，如果不出城，每天的价格是京钱两千四百文，出城则加钱一千，出圩子门则再加一千。如若上山或者去泺口，则每一里地加钱四百文。

　　山东大鼓扬名全国

　　辛亥革命后，以山东大鼓为代表的济南说唱艺术，得以更大发展，走向巅峰时期。除在济南外，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等地以及徐州、上海、南京、武汉，乃至京津、东北地区都是山东大鼓的重要活动地区。1911年11月13日山东独立后，著名山东大鼓演员李大玉走上济南街头，满怀热忱地为革命军进行慰问演出，后来的《河声日报》曾报道说：“大玉亦具爱国热忱，终日演艺于大军之前，冀博兵士之欢心，俾其与勃勃勇于杀敌廓法中原，以雪汉人之大耻。”

　　民国初年，济南的山东大鼓演员不下四五十人。他们的演唱内容，除大量增加了根据经典名著改编的新唱段，以适应城市上层社会的需要外，依然保留了许多传统唱段，如《老残游记》中提到的“黑驴段”。这段鼓书生动描述了一个新女婿送新媳妇骑黑驴回娘家的一路情形，生活气息浓烈，极富情趣。1914年，黄炎培曾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在济南盘桓了10多天，详细考察济南当地的教育情况。在这年9月17日的日记中，他记录了当时在趵突泉畔所见说大鼓书的情形：“环西城而南，到吕祖庙，游人杂沓。庙后有泉，所谓趵突泉是也。池心有三泉眼，水腾涌如沸，高可盈尺。临水设茶座，售杂货。每茶肆皆有抹粉缠足之女子说书，节以鼓板，名曰说鼓书。望衡对宇，声相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