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看“行头”——中国服饰百年变化
辛亥革命网 2013-08-20 00:00 来源：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作者：孙奕 查看：
服装,从它的外在表现看,无疑是防寒遮荫的工具,但从它的内在实际看,却还有着强烈的民俗、宗教及政治等多重意义。我国远在周代,就把朝服和祭服以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区别不同的职位和季节;到了隋唐时代,又以不同服色来象征官员职位的高低;至明清时期,则用“十二补服”和飞禽走兽来区别文武百官及其品级。可以说,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服装,便与政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自20世纪初的中华民国,迄今的百余年里,这种服装服饰的文化特征与政治上的变革,更是形成了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
一、中山装是辛亥革命的产物
中山装被誉为国服,是从20世纪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开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后,革命党人曾围绕应该穿着什么样式的服装问题,展开过一次大辩论。有人主张继续着长袍马褂、戴瓜皮帽,但有人因对清朝政府的深恶痛绝而反对延用;有人主张服装西化,却又有人因西方列强长期欺压中华民族,产生强烈的排外心理。这时,孙中山先生审时度势,对如何着装一事进行了精辟地分析,他说:“西装虽好,不适应我国人民的生活,正式场合会见外宾有损国体,而传统服式,形式陈旧又与封建体制不易区别。”因此他认为,两者均振奋不了民族精神,也不适于时代发展的潮流,主张另辟蹊径。他受日本学生服和西方军服形式的启示,将其原有的立领加上小翻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使一件上衣同时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并将学生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上面两个胸口袋盖做成倒山形、笔架式,称之为“笔架盖”,寓意中国革命重用知识分子;下面两个腹口袋做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的多少而涨缩的“琴式”袋样。他并且解释说,这样的衣袋,便于放书本及笔记簿等学习、工作用的必需品,上加软盖,可防止袋内物品丢失。下装的裤子前面开缝,用暗纽扣,左右两侧各一暗袋,前腰线处一小暗袋(俗称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上加软盖,并与上衣的笔架盖产生形式上的呼应,功能上则具有相同的作用,同时也保留了西装的长处。后来,又将胸前的七粒纽扣改为五粒,寓含“五权宪法”之意;袖中缀有三粒纽扣,代表“三民主义”。新服装式样缝制完成后,孙中山先生首先带头穿着,许多革命党人纷纷效仿,后来便将这种服装称为“中山装”,并一直沿用至今。
从民国初年到60年代末,中山装成为中国男子主要的穿着服式之一,更成为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当家作主的一种政治象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共两党分裂,中国共产党决定要以革命的方式争取民权,用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并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红军。当时的红军军服也是沿用了黄埔、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的中山装式样。从1928年4月的井冈山红军会师,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时期的军装,基本上均保持了中山装的传统形式,建国后尚一度成为中国男子的“国服”。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也均对中山装喜爱有加。开国领袖毛泽东,在重大外交活动或其他公开场合,都是穿中山装出席,尤其喜欢灰色的中山装,外国人称之为“毛式服装”。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虽曾留学法国,但他对中山装仍然十分偏爱,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穿中山装,包括接见外国使者,出国访问,莫不如此。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出访美国,在布什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一改国际上社交场合着西装的惯例,别具一格地身着中山装出现在宴会大厅,将我们的民族品牌和人文精神,展现给了美国及世界人民,同时也令全球的亿万华人为之一振。
服装,从它的外在表现看,无疑是防寒遮荫的工具,但从它的内在实际看,却还有着强烈的民俗、宗教及政治等多重意义。我国远在周代,就把朝服和祭服以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区别不同的职位和季节;到了隋唐时代,又以不同服色来象征官员职位的高低;至明清时期,则用“十二补服”和飞禽走兽来区别文武百官及其品级。可以说,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服装,便与政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自20世纪初的中华民国,迄今的百余年里,这种服装服饰的文化特征与政治上的变革,更是形成了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