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农民市民化的艰难过渡

　　石家庄从1939年正式设市，到1941年8月人口达到16.6万多，市内农业人口的比重始终居高不下。石门市公署建设科194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户人口达到了114048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1%。这样一个极其庞大的人群，要实现城市化，转身过程缓慢，异常艰难。

　　“境内居民迁徙无定”有原因

　　从1939年正式设市，到1941年3月实现城区大规模扩张，城区所辖人口飞涨。1941年8月石家庄人口达到166773人，市内农民人口比重又有大幅度提升，甚至超过一半以上。根据《1941年石门市城市人口职业抽样调查统计表》的数据，农业人口在城市中占到了58.42%。另据石门市公署建设科1941年进行的调查反映，即《石门市公署三十年度建设科工作报告》中市内农民人口所占比重更高，农户人口达到了114048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1%。

　　外来农业人口在市民身份转化中，如果单就职业转换而言，实际上已经超越本地村民。但是，他们农忙时节必须回乡播种收割，属于往返于城乡的候鸟式两栖职业人，城乡家庭结构成为他们彻底完成市民化转换的巨大拖累。这是造成石家庄“境内居民迁徙无定”的根本原因。由于民国时期石家庄工商企业结构呈现“商重工轻”等特征，工业部门劳动力吸纳度比较低，外来劳动力人口不可能全部进入工业领域，而是主要在商业和服务业等广大的第三产业中谋生。

　　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市内工厂不足30家，工人共有1万余名，近代产业和手工业各占一半。1947年3月石家庄有大小工厂121家，工人达到12736人。那些有机会进入工业领域的外来人口，真正成为铁路、炼焦等近代工业产业的工人，其职业的稳定性要比城市中一般苦力和第三产业从业者相对牢固，他们成为最早融入石家庄的外地人。而从事一般零散性苦力和第三产业的临时工，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所说的那样，“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伴随着城市经济的波动，随时可能丧失谋生的工作，职业的不稳定使他们倍感城市生活的艰辛，同时也动摇了在此地定居的信心，这样的外来打工者在长时间里难以实现其身份的彻底改变。

　　苛捐杂税成为市民化的一道门槛

　　石家庄作为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占多数。虽然当地土著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性，但政府当局对市民住户征收的苛捐杂税，客观上成为一道有形的门槛，这道门槛让不少市民化中的外来人口望而却步，导致“来往本市之流动户口之至繁且伙”，这些政策甚至波及到部分市民住户的稳定性。

　　当时的城市税役征收方式也成为户籍管理的一大障碍，根据档案资料《为呈报本市流动户口登记暂行办法请核备由》的分析，“查本市住户间有少数人民为避免劳役摊派，竟设法改报寄居户口，影响户政推行及其他各项行政实施至巨。”另外，外来农民工与本市农民相比，城市中没有自己的固定房产，多数人只好长期以暂居人口的身份滞留城市，一直未能实现在城市的真正安家落户，他们构成了城市贫民阶层的主体, 根据《关于发动贫民的一些材料》等档案材料统计,“城市贫民大都无房、无地、无恒产”。

　　由于外来人口比重较大，民国时期石家庄成为一个贫民特别多的新兴城市。桥东大部分地区和桥西花园一带，成为城市外来人口中多数贫民集中聚居的地方。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石家庄打短工的市民空前增加，“最严重每天上早市找短工的3000至5000人”。石家庄“贫民中按职业性质可分作：小摊贩（无铺面，本钱极少的）、车夫、苦力、零散工人（如木工、瓦匠等）、手工业工人、穷苦人、失业者工人及工人家属等”。根据中共“七建委”1947年的调查，“贫民中数量最大的是小摊贩，几个行业零散工人，据一区九街的估计，贫民中小摊贩占80%以上。洋车夫与排子车夫占10%，其他，如粪夫、洗衣工人等约占10%”。此外，还有许多外来人口中在生活上类似贫民的其他分子，如逃亡户、失业军人、失业职员、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等。

　　观念、自身素质影响市民化速度

　　乡土观念意识也是横亘在无数外来农民心头的一道精神枷锁，城市仅被他们当作养家谋生之场地，没有被当成长久居住之地。难以割舍的恋土情怀，使他们逢年过节迫不及待地回到农村。有一些外来的农村人口，只是在石家庄实现了其地域和职业等外在形式的转换，内心的身份归属感依然停留在农村家乡，对石家庄缺乏桑梓之情。当然，随着城市化逐步发展，现实城市生活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也在逐渐增强，传统社会意识必然也会随之有所改变。

　　本市当地农民与外来农民各自的物质条件不同和自身素质不同，完成市民转化的出路也有一定差异。当地城中村毗连新兴都市，不少原住民家庭依靠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能在城市找上一份适当的工作，因而当地部分农村家庭成员处在劳动力转移之中，“多能找工作，故生活比较宽裕也”。多数的家庭实际上成为半农半工的家庭或半农半商的家庭。在上世纪30年代元村、彭村已经有村民转化为纺纱厂职工和铁路职工。有些家庭一方面依靠租赁房屋或土地赚得一部分微薄收入，另一方面其他家庭成员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小生意或临时工，从而也形成了城中村转化中的半农半工或半农半商人口。这些原本的农村小生产者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分别向城市工人、商人、小业主、临时工等不同方向分化发展，缓慢从容地向第一产业告别。

　　由于新兴城市的自身系统发育不够，近20万农村人口转化的重载，使得石家庄这座幼年城市颇有小马拉大车、拉重车的感觉。民国时期石家庄的城市居民素质和生活质量偏低，城市生活带有农村土气不足为怪，是极为正常的必然结果。这一切丝毫不会影响石家庄城市化创造灿烂辉煌的历史评价，也丝毫不会贬低石家庄城市化推动社会进步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