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遗老遗少

　　1912年2月12日，在辛亥革命风暴的猛烈打击和袁世凯的催逼下，清帝被迫宣布退位。清皇朝的倒台，如惊雷狂飚，令那些旧皇朝的既得利益者惊惧惶恐。辜鸿铭回忆，清皇室宣布退位时，他和友人正在上海的友人沈子培家聚餐，“仆人拿进来一份从街上买到的晚报号外，那上面登着退位诏书已经颁布的消息”，众人如丧考妣，“全体来宾一起站起来，然后面朝北方跪下痛哭流涕地磕起头来……后来当我在夜色中向沈子培告辞时，我对他说：‘大难临头，何以为之？’他含着眼泪又一次抓住我的双手，用一种我永远也难以忘记的声音说：‘世受国恩，死生系之’”。

　　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地的外国租界，成了不少仇视革命、梦想清朝复辟的遗老遗少的栖身地。当时流寓上海、天津、青岛三地的遗老，不下二三百人。这些遗老先前在任时，多有积蓄，因此到了租界，多能购房置业，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继续拖着长辫子，用清朝纪年。后来成为伪满洲国大汉奸的郑孝胥，当时不仅不剪辫子，记日记使用的纪年方式也是“宣统皇帝退位后第一年”、“宣统皇帝退位后第二年”。

　　遗老在租界的安全是有所保障的。那时的保安即巡捕是可以雇佣的，只要出了一定的钱，巡捕就可担负保护之责。上海光复以后，郑孝胥不时收到革命党人的恐吓信，扬言要杀死他，也有的咒骂他为什么不去自杀。他把这些信交给巡捕房，巡捕房便加强了保安措施。

　　遗老在租界的生活较悠闲，他们或莳花种树，或写字鬻画，或吟诗唱和。郑孝胥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读经会，从1912年7月开始，到1913年7月，每周约一次，没有间断。参加者除了郑孝胥，还有陈介庵、王仁东、刘宣甫、杨小宋、何鉴泉、沈瑜庆、刘葆良等，所读经书有《孟子》、《礼记》等，起初轮流在各人家中举行，后来基本上固定在郑孝胥的寓所。

　　租界为遗老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他们复辟清廷提供了活动空间。1917年张勋复辟时，其文武班底如康有为、周馥、李经羲、赵尔巽、劳乃宣、沈曾植、朱家宝等，都是生活在租界的遗老。

　　青岛也聚集了一批前清权贵，有溥伟（前清恭亲王）、吴郁生（前清军机大臣）、张人骏（前清两江总督）、吕海寰（前清兵部尚书）、于式枚（前清邮传部侍郎）、刘廷琛（前清北京大学堂监督）周馥（前清两江总督）、赵尔巽（前清东三省总督）、李经羲（前清云贵总督）等。辜鸿铭也从上海来到青岛，据熟悉他的人回忆：“他拖着大辫子，以遗老自居，反对革命，大谈其保全清室的大道理，有人斥他为‘宗社党’”。

　　宗社党的成员，是企图武装复辟清廷的死硬分子，“其中最活跃的是善耆（前清肃亲王），他任民政部尚书时聘用的警政顾问日本人川岛浪速，一直跟他在一起，给他跑合拉纤。日本大仓喜八郎男爵给他拿出活动费一百万日元。日本军人青森、土井等人给他招募满蒙武装，编练军队，居然有了好几千人。袁世凯一死，就闹起来了。其中有一支由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率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势十分猖獗。后来，巴布扎布在兵变中被部下刺杀，才告终结”。

　　善耆并不甘心，又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不许子女作民国的官，也不许为民国的民。躲在大连的他，把子女都送进日本人开办的学校，接受奴化教育。1922年他死后，他的一些子女与日本侵略者勾结，卖国求荣。伪满洲国时，他的第七子金璧东曾任伪铁道守备队中将司令、黑龙江省长、长春市特别市长。他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川岛浪速，改名川岛芳子，充当作恶多端的日本间谍。

　　一些旧皇室后裔依旧挥霍无度，终至窘困潦倒。奕劻的儿子载振，清末就以贪婪、好色遭人抨击。民国以后，旧习不改，依然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眼见坐吃山空，家境败落，他不禁叹息：“人生如梦，往事如烟，花残易落，别易见难。循环有数，了却夙愿，天空地阔，渺渺茫茫。”他的子女不准出家门接受新式教育，他的儿子溥铨回忆，1930年“我已七岁，他不让我去学校读书，只和姐姐、侄女们在家塾里念《三字经》、《千字文》；上学见了老师要作揖，下学见了父亲也要作揖，总之是极力避免我们和外界接触”。

　　尽管那些遗老遗少依旧梦想有朝一日卷土重来，无情的现实却是“沉舟侧畔千帆过”，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当然，要真正清除君主专制长久以来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并非易事，即使要剪掉一根所谓“顺民”象征的辫子，也并不容易。夏衍曾回忆辛亥年他和母亲住在浙江德清县城的舅父家，传来浙江、江苏宣布独立的消息：“这样，地处江浙之间的德清这个小县城里也热闹起来了，绅商头面人物在‘明伦堂’开会，胆小的有钱人则把细软转移到乡下，谣言很多，青年人就跟着起哄，这时候，就发生了我的剪辫子事件。有一天，我表兄徐景韩逗我说‘杭州开始剪辫子了，你敢不敢？’我负气地说‘敢’。于是他就拿出一把大剪刀，剪了我的辫子。可是当我高兴地拿了尺把长的辫子给母亲看的时候，意想不到地引起她的暴怒。当时杭州虽已独立，但是连当了都督的汤寿潜也没有剪辫，因此抢先剪掉辫子，分明是很危险的事了。她拉着我向我舅父‘告状’，舅父是‘场面上人’，家里出了这种事，对他当然是不利的，于是除了将景韩痛骂一顿，罚我下跪向我母亲请罪之外，还命令我从今以后不准出门；后来又找出一顶瓜皮帽来，把剪下来的辫子缝在帽子里面，逼我戴上，装作没有剪掉的样子。”

　　夏衍还追忆，当时“老百姓是不敢——或者说是不愿剪辫子的。大概是民国元年的元宵节，听说城里在剪辫子，我就跑到庆春门去看热闹，果然有四五个臂上挂着白布条的警察，有两个手里拿着大剪刀，堵在城门口（当时杭州还有很厚的城墙），农民出城，就被强迫剪掉辫子，那情景十分动人，路旁的一只大竹筐里，已放着十来条剪下的辫子。我赶到城墙边的时候，一个老年农民正跪在地上哀求，但是一个警察按住他的脖子，另一个警察很快地剪下了他花白的辫子，老农放声大哭，而一群小孩子则围在警察身边起哄。这次剪辫风潮闹了十来天，后来农民索性不进城了，市场上买不到蔬菜，于是强迫剪辫的办法才告停止。”

　　1923年，沈从文去北京大学旁听。在课堂上，学生都笑站在讲台上的辜鸿铭身穿长衫马褂，后脑勺还拖了个辫子。辜鸿铭却仿佛对学生们的讪笑充耳不闻，一本正经地告诫台下的人：“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提起这段往事，晚年的沈从文不胜感慨。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