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民国学术重镇

辛亥革命网 2010-11-15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权伟新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科学研究的制度化开始初露端倪。然而学术上的推进,除了各教会学校的研究机构和中国科学社等一些零星的研究机构外,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科学研究的制度化开始初露端倪。然而学术上的推进,除了各教会学校的研究机构和中国科学社等一些零星的研究机构外,并没有完整的科学体制作为保障。而反观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却次第展开,尤其以日本利用庚款的对华研究为著。列强之环伺,国家的积弱不振,刺激着抱定“科学救国”的学人们的神经。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制度来保障学术的进步遂成为了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中央研究院成立初期及其活动

  孙中山是提倡设立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的构想的第一人。早在1924年,他离粤北上时就提出了建立中央学术院作为革命建设基础的设想。奈何翌年孙先生赍志而没,研究院之设成未竟之志。而其时广州国民政府尚忙于戡定内乱以固北伐之基,设研究院一事遂被搁置。

图1:国立中央研究院旧址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设立中央研究院一事便提上日程。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立中研院筹备委处,以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为筹备员。而此时蔡再度主政教育,中央研究院遂成为其大学院的教育理念实践中的一部分。根据其后的大学院组织条例,中研院筹备处成立,筹备工作次第展开。11月,中研院组织条例规定,中研院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职责为直接从事科研和指导、辅助、联系全国科研事业的进行。次年四月,中研院修订组织法,脱离大学院成为独立机构,并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设立物理、化学、地质、天文、工程、气象、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等八个研究所。六月中研院正式宣告成立。其后1929年成心理研究所,1934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改为动植物研究所,构成十个研究所的规模直至抗战爆发。

图2:南京国民政府委任蔡元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委任状

  依照其组织法,中研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民国最高学术机构。就系统而言,为国民政府治下的一院,就性质而言,则为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全院分行政、评议、研究三部,设院长一人总其成,而全院的中心自然在研究与评议两部。研究由各所在所长领导下展开独立研究,力图通过网罗的顶尖科研精英为全国各学术机构的树立一个标杆和导向。而当时的各学科的学者之规模确可谓是灿若群星,有人这样评价当时的中央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研究所的努力和成就确实使得中国科学研究在北伐到抗战前的之前出现了一个黄金十年。这是其组织法中规定的重任之一。而另一项任务则在于指导、联络、奖励全国学术研究的责任。这主要是通过评议部来实现的。该部的设立迟滞于其它两部,直到1935年才最终成立第一届评议会。该会由中研院院长和各研究所所长十一人作为当然评议员,另择全国顶尖学者三十人为聘任评议员,由此在人事上涵盖了中研院所设定的十四个学科,还串通了全国各大学主要的学术机构,从而很好的发挥了全国学术合作枢纽的作用。

  二、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的艰难发展

  抗战爆发后,中研院西迁川滇,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天文、物理所组织了日全食观察工作;史语所组织了川抗古迹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殷历考》;物理所的电离层观察有效的配合了盟国的军事通讯工作等等。并且还增设了体质人类学、数学研究所。经过一系列分合达到了十四个研究所。新一届的评议会也才这个时期内产生。

  抗战结束,各所陆续复员宁沪各地。而此期最重要的改革是选举了院士。第二届评议会决定选举有特殊贡献和发明或在各学科中作出卓越成绩的学者作为院士。院士分为物理组、生物组、人文组,为终身荣誉,有权议定国家学术方针,接受政府委托进行学术调查和研究。经过反复遴选,1948年3月评议会最终选举院士81人。9月,第三届评议会产生,但此时内战的烽烟已经容不下正常的学术活动的展开了,加之经费的拮据,人心的涣散,这时期的研究工作可以说乏善可陈。1948年年底南京政府摇摇欲坠,国民党竭尽全力把中研院的人员和财产抢运到台湾。但因为战局的急转直下,局势的混乱已经不能保证人员、物资和财产的正常转运了。加上此时国民党已经离心离德,知识分子各有自己新的政治抉择,因此最后比较完整的迁到台湾的只有史语所和半个数学所,其它各所在来回拉锯式的去留选择中最终选择了参加到新中国的科学建设中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成立中国科学院,取代了中央研究院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

图3:1948年当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大陆和台湾都各自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研究的振新,但不管政治的隔阂如何,中研院在各学科的基础研究、中国学术体制化和职业化的进程中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也是可资借鉴的。

  (本稿件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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