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军队政工

　　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呈现出较大的前后差异。个中缘由固然繁多，不过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应与军队政工有关。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政工几经改制，发生了数次变迁，导致部队精神风貌亦随之起起落落，并由此影响了战争的进程。

　　抗战初期的新气象

　　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忽视政治工作，扰民事件时有发生，这就加深了军民之间的矛盾。面对民众的冷漠，冯玉祥不禁十分困惑：“为什么北伐的时候，我们的士兵在前线打仗，后方的民众便送茶，送水，送稀饭，十分的殷勤？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前线抗敌，我们战壕里的将士有一两天不见饭的，而后方的民众老是不管？”而作为最高统帅，蒋介石也意识到：“政治工作效能太差，未能予前方战争以确切有益的协助”。

　　1938年1月，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了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建议。他指出：“改造军队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只有在抗战军队中把政治工作实际地建立起来，才能把民族抗战的战斗力提高，才能把官与兵、军与民联接成一条心”。具体说来，应从几个方面来进行：（一）向每个部队的全体官兵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二）努力注意改善士兵待遇及生活；（三）建立革命军队自觉的革命军风纪；（四）保障军事指挥员在军事行政上命令的贯彻执行；（五）全体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

　　周恩来的建议切中要害，所以被国民党接受。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第六部（民众组训部）和政训处改组为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三厅：第一厅掌管军队和军事学校的政治训练（厅长贺衷寒），第二厅掌管民众运动及国民军事训练（厅长康泽），第三厅掌管文艺宣传（厅长郭沫若）。政治部恢复后，即着手健全部队各级政工机构的设置，规定“原有各部队政训处一律改为政治部，并予各连增设政治指导员，普及政治工作”。11月，陈诚更明确定位了政治工作的对象和目的：“对军队应以提高士气，抚养伤病，防止逃亡为目的。对民众应以收揽人心，安辑流亡，不扰民，不拉夫为原则。对敌伪应以清除汉奸，毁灭伪组织，瓦解伪军，摇动敌军为目的。”

　　在此期间，全军各级政工机构均在短时间内设立完毕，政工队伍也得到迅猛发展。1940年，政工人数已飙升至近3万人，比抗战前增加近十倍，队伍素质亦有一定提高。在许多部队，官兵对政工干部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已从官兵对政工人员轻视仇视到重视，从军政对立到军政合一，政工人员的地位已比战前提高了”。因此，“政工人员干劲也较大，对提高士气，鼓舞民心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共产党员的积极参与和带动下，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政工有了不小起色。这一阶段，“全国部队从未发生背叛主义与投降敌伪之情事”，“多数部队牺牲甚大，官兵多愿乐从，且产生无数忠勇故事”。

　　军队政工再显疲沓

　　但很快地，国民党军队政工再显疲沓。这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清除了政治部中的共产党员。抗战初期，共产党员的加入给国民党军队政工带来了蓬勃朝气，但由于他们占据政治部的大多职位，遂招来嫉恨。贺衷寒即曾说：“政治部过去因容纳各党各派参加工作，故异党分子反有喧宾夺主之势，计总部全部人员六百七十余人，国民党员仅一百四十八人，仅占四分之一弱。”这当然是国民党不能容忍的，于是勒令政治部第三厅的共产党人退出。此后，国民党政工人员的素质急剧下降。1939年2月，蒋介石在南岳政工会议上批评第九战区政工人员平时教士兵奋斗牺牲，但“到了自处前线，形势紧急的时候，就胆怯心惊，甚至藏起身来！”6月，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也指责政工人员“无爱国之中心思想，遑论工作效能”。当时甚至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某部队政工人员，经常向所在部队长官借钱，引起其无限厌恶与憎恨，而一旦“借钱到手，随意挥霍，甚者挟妓冶游，酒食征逐。这类行为都足以引起所在部队官兵之卑视”。其素质之低劣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政工人员与军事主官的关系未理顺。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工人员的地位虽有改善，与一些军事将领的关系有所好转，但仍潜藏着内在的紧张。因为军队政工自成系统，受上级政工机构直接领导和管理，与部队长官无隶属关系，“在阶级方面，政治人员与部队长官不相上下，在职权上确定政工人员有参加命令通告意见、军法会审、以及经费审核特权”。而部队长官往往有经商、走私、吃空额等腐败行为，因此对政工人员心存戒惧甚至仇视。但陈诚为了避嫌，一再约束政工。1939年2月7日，他要求政工人员自省，“我们政工人员对部队长官相处的关系恶劣，自己至少要负一半责任”。12日，他重申“不可与部队长官取对立的态度”。11月，陈诚又下令告诫政工人员：“各级应接受同级主官，例如军政治部主任应接受军长之指挥与指导，不得有对之摩擦之行为”，“军队政治工作应以训练官兵并为社会服务为唯一之工作，绝对不许用特务工作方式专事报告”。所言种种，无一不是对政工人员加以约束。

　　这种观念还普遍存在于国民党军方高层中。如徐永昌亦主张“军队政工人员应重政治工作，不应重监视部队，应加给部队长以督饬政治工作之责”。于是在此情势下，1939年的南岳政工会议通过决议强调：一、各级政工人员应与部队主官一致进退，并须有冒险犯难的勇敢精神，不得畏难苟安。二、应受同级部队主官之指导。三、政工人员对象应认识清楚，应以服务社会为目的，不可以专事报告部队情形为务。四、同志间应有互切互磋亲爱精诚之精神，不得攻讦。很明显，这些规定主要是限制政工人员。

　　针对政工人员与军事主官之间的矛盾，蒋介石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认为一方面由于带兵官猜疑，另一方面由于政工人员本身的缺点。所以他虽然要求部队主官尊重政工人员，但并未从制度上对政工人员的地位给予保障。不久后，他在柳州军事会议上即曾反思：“此次各级政工人员的工作所以缺乏成绩表现，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职权未予提高，实在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此，“今后要抗战胜利，大部分责任，必要由政工人员担负起来。所以政工人员必须从新训练，其职权亦必须特别提高”。由此可见，他也认识到政工人员处境之艰难。

　　在这种艰难处境下，部队政训工作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政工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因地位关系，对士兵要求，只能负责转达而无直接解决之权，常因说话不能兑现而使士兵失望，而减失信仰”。这就严重影响了其工作积极性，导致政治工作滑坡。时人曾言：“我军无政治工作。即有，其效果亦适得其反。”1938年冬1939年春，还有人对147个部队单位（以师为单位）的614名士兵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竟然还有30%的士兵不知道中国国民党，52%的士兵不知道“三民主义”。

　　面对这一状况，蒋介石极为不满。1940年3月，他电告陈诚：“现在政工效率实鲜成效，亦并无特殊表现，则其有若无，殊失设立政工之用意，非设法改良不可。”7月，他又在全国政工会议上严词呵斥：“老实说我们的政治工作像现在这样散漫废弛的情形，如长此下去，不加改正，以致对军队对官兵对社会民众，甚至对于我们自己，都失掉了信用，那我们政治部，真是有不如无！”

　　1941年的政工改制及失败

　　1940年9月，蒋介石以张治中接替陈诚的政治部部长一职。张治中推行政工改制，撤各军政治部，重新设立师政治部，恢复及充实连指导员。抗战初期虽曾规定设立连指导员，但因大批干部一时难以训练完成，其实并未普遍成立。即使有的部队曾派有连指导员，但集中在团部工作，亦未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而此次则明确要求“分期增设连指导员，以军校出身或优秀之连附、排长选充之”。

　　这次政工改制的最大变化在于制度上合军政为一体，规定各级政工主官由部队副主官兼任或由政工主官兼任部队副主官，具体做法是：师政治部主任由副师长兼任，或增设副师长一人，由师政治部主任兼任；团指导员由副团长兼任，或增设副团长一人，由团指导员兼任；连增设连附一人，由连指导员兼任。张治中设想：“政工同志同时为部队副主官，其地位既已提高，其工作更当便利”。而对部队主官来说，政工改制后政工人员即部队成员之一，“与部队融为一体，不复自成系统，部队长之指挥监督，益形便利”。因此，“政工与部队两方面，均将因此项改革，而耳目一新。”

　　从一个时期的实施效果来看，这一举措确实使政工人员较深入基层（连），地位也比过去更有保障，精神状态随之提高。1943年7月，蒋介石曾表彰：“在这一次鄂西会战之中，我们军队政工人员有许多都是与部队出生入死，共同进退，到了危难的时候，且能指挥作战，冲锋陷阵，表现了不少英勇壮烈的事迹，这实在是革命军中对抗战前途最为乐观的一件事。”他还表示：“此次我最觉愉快的一件事，就是一般政工人员——尤其是低级政工人员能够在前线奋斗自强，而且能代替部队长指挥作战，这种精神，可以说足使北伐时代政工人员的效能已快恢复了，实在是近十年来所少见的事。”

　　但时隔不久，蒋介石又失望了。1943年12月，他便十分生气地说：“抗战以来我们军队的灵魂在那里？核心是什么？我们自问一下，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核心，亦没有灵魂！”1945年3月，他在陆大甲级将官班开学典礼上又说：“我今天要告诉你们：我自从革命带兵，二十年以来，从来没有受过今天这样的耻辱——现在一般外国人对于我们的军队……大多数都是冷眼旁观，对于我们存着一种极端鄙视的心理！甚至于把我们中国的军队当作乌合之众，比之于土匪和乞丐！”显而易见，蒋介石对军队精神状态非常不满。这也说明政工改制并未达到其预期效果。

　　究其缘由，政工改制实行军政交流，只是借助担任军职来提升政工人员的威信，但其职权并未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主官在观念上并未改变对政工人员的轻视，政工改制也没有根本改变政工人员的处境。相反地，由政工人员兼任部队副主官，在部队主官看来，有随时接替他的可能，更引起其戒备，“实则政工原有困难，不因改制而减轻，反因改制而加重”“一般政工人员，对于政工改制初期之兴奋与希望，亦渐感动摇”。与此同时，政工人员的素质反而日趋下降。因为副师长兼任政治部主任，而副师长人选大多由师长推荐，以致“改制后，新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多以部队中之军属或附员转任政工干部，其中才具足用能力胜任者固不乏人，而滥竽充数尸位素餐者亦在所难免”。1944年，蒋介石便说：“现在部队里面的政治工作之所以缺乏效率，就是因为有许多政工人员本身就不健全，威信不能树立，以致地位日益低落，士兵自然不愿受他们的领导。”

　　时至1945年，张治中终于认识到政工改制的弊端。他说：“政工改制之本意，原为谋军政之交流，促进新陈代谢之作用，以排除老大暮气之缺点，但实施以来，因过去积习太深，不惟高级军官多不愿转任政工，即军校出身之初级军官，亦视政工为毫无出路之工作而加以鄙弃。”他还感慨：“政工虽有二十年之历史，但迄今制度尚未确立，政工人员在部队中亦无明确之地位……以致从事政工愈久，则其个人之前途愈觉黯淡，而一般军官，均视政工为畏途。”在这种情况下，普设连指导员这一目标自然无法完成。至于原先制定的各项政工计划，“经过检查结果，能够完成的是很少，不能完成的则属多数”。

　　对这次政工改制的挫折，张治中后来还回忆：“抗战愈至末期，政工本身力量与客观原因相互激荡，矛盾愈益加深，困难愈益扩大，以致缺点毕露，功用尽失，所以到一九四四年夏又准备变更制度，撤销团连指导员，改设军中文化教育服务队，政工的基层工作以教育和服务为重点。军、师政工主官不限于以部队副主官兼任，还可配用非军官出身的人员充任。”这等于是宣告了政工改制的失败，政工人员的地位再次一落千丈。国民党军纪亦随之荡然无存，败坏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