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陕甘边根据地成“硕果仅存”根据地
辛亥革命网 2013-10-29 00:00 来源：团结报 作者：黄正林 查看：
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中共所建立的根据地中唯一“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南方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何能成为“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党史学界、地方史学者已经有了比较多的文章。但笔者认为，陕甘边根据地毕竟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应从整体史观出发，来解释“硕果仅存”的问题。
第一，脱离“左”倾路线的干扰，走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从1932年2月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的建立到红26军的建立，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建立过程中，可以说一直受到来自中共陕西省委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干扰。那么，什么时候这种干扰不存在了？1933年7月28日，杜衡在西安被捕后叛变，陕西省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仅渭北地区就有500余名共产党员与进步群众遭到被捕和杀害，陕西关中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瘫痪，使红26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尤其1933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完全是在以博古为代表的“王明路线”的控制之下。因此，从1933年7月底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左”倾路线对陕甘边的干涉与影响极小，使刘志丹、习仲勋等能够放开手脚，按照陕甘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根据地和红军建设。因此，陈家坡会议、包家寨会议等制定的适合陕甘地区实际的政策才得以贯彻执行，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建立，与脱离“左”倾干扰，独立自主发展有很大关系。
第二，在陕甘边根据地建立的关键时期，国民政府正忙于“围剿”南方各个根据地，减轻了陕甘边根据地建立于发展的军事压力。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南方各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此次“围剿”失败后，1933年9月，国民政府又集结100万兵力对南方红军开始第五次“围剿”，经历了一年时间，迫使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不得不撤离根据地，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更为重要的是早在1932年12月，从鄂豫皖退出来的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就陕西而言，对杨虎城威胁最大的红军是红四方面军而不是陕甘边红军。从红军长征开始一直到红军陕甘支队突破腊子口向陕北转移，国民党中央政府军和地方实力派军阀一直忙于围堵红军，无暇顾及陕甘边红军的发展。因此，南方各根据地红军与国民政府军作战，减轻了陕甘边红军来自国民政府军的军事压力，客观上为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建立、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到来，挽救和保护了这块根据地。1934年7月，陕北特委郭洪涛和谢子长来到陕甘边，双方领导人召开了联席会议。这次联席会议后，“左”倾路线又开始干扰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工作，谢子长、郭洪涛两人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批评刘志丹及红26军是“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脱离群众”等，但他们自身对陕甘边影响较小。因此，在红25军长征到来之前，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还在正常发展。1935年7月，中央北方代表派朱理治到陕北，尤其是9月中旬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北发生了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和红26军连以上干部大部分被关押，一时谣言四起，陕甘边面临着灭顶之灾。10月下旬，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果断结束了肃反，挽救了陕甘边根据地。另外，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部，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调集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等10万人，对陕甘边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一方面，中央红军的到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在反围剿战争中取得胜利；另一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的到来，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军事关系，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以陕甘边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才得以保存下来。
在陕甘边根据地问题上，一些地方党史研究者，难以从整体史角度观察历史，只看到历史的表象，有的片面夸大“陕北救中央”，甚至坊间还有其他传言和说法，看不到陕甘边建立、发展以及保存下来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其他根据地红军所发挥的作用。如果仔细研究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过程中的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从整体史观出发，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解释“硕果仅存”的问题是比较客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