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鲁东及青岛抗战纪实（9）(3)

    　保安总队的组成人员，大多是本地人，基于保卫家乡的观念，能切实达成军民合作，能吃苦，能牺牲，除了八年抗敌作战以外，对于保卫青岛，也曾发挥充分的力量。

　　青保总队是在我的抚育之下成长的。这也是一段酸辛史，我几乎熟习每个兵员的性格，我和他们如同慈母对待孩子们一样，他们的衣服鞋袜、弹药武器，都曾经过我费尽心血亲自规划制造，在抗战八年中，我们无法获得中央拨发的一枪一弹，所有的武器，一半是由前述的小型工厂手工制造，一半是从敌人手中夺取而来的。所以大家对于枪的爱护，子弹的珍惜，过于生命。直到胜利后，虽然缴了敌人数万枝枪炮，数千百万发子弹，但是保安总队，却没有得到一枪一弹。

　　7、敌兵投诚档案

　　抗战期间，国内各战场虽然俘获不少的敌人，而自动投诚的似不多见，可是在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中间，敌兵奔向崂山投诚我们的共有二十余人，内中还有一个女子，随了情人同来参加抗战，这固然说明敌人军心动摇，同时也证明崂山的阵营，在敌人的心目中估价不低，还有招徕敌人投诚归服的信誉。这种事实，确是显示甚大的意义，也使我们感觉甚大的慰藉。可惜戎马怆惶，文卷散失，现查档案犹存者，不及三分之二，兹将他们的姓名略历及投诚以后的表现，略为介绍如下。

　　（1）渡贯峯作——他是日本东京岛区长崎町人，是远胜部队机关枪队一位有名的射手。在民国二十八年往河南新乡开封一带作战，直到民国三十二年调来青岛整训，感到长期战争的无望，上级官长虐待压迫，使他逐渐生出厌战及反抗心理，便在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六日，潜向我方投诚，当时他还写了一张颇具见解的投诚状。

    　他是第一个投诚的日兵，我们觉得很稀奇，怀疑究竟是否有间谍的作用，因此经常注意他的行动。时日既久，我们见他很诚实，吃崂山的地瓜干也甘之如饴，所以就补他做一个二等兵，原来他在投诚的时候，已是上士班长，但是到我们队伍里应该从下级做起。渡贯峯作的射击技能堪称超绝，每次作战都有很好的战功，尤其在我们攻击最坚固的大崂据点的时候，他的射击使堵口的敌人不敢抬头，因此我们能把炸药送上，把碉堡炸毁，解决所有守在里面的敌人。他勇敢异常，冲锋陷阵，从不退缩，而且服从命令，忠实执行职务，因此积功由上等兵、下士、中士、上士、少尉，最后至抗战胜利时，已升至中尉分队长。他后来也会说中国话，喊中国口令，生活习惯更与中国人没有两样。

　　（2）伊东好夫——他是日本东京神田区岛町人，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第一高等学院及日本骑兵学校毕业，历任日本骑兵少尉，及满州派遣军军隅部队骑兵联队（团）中尉队长等职。因为他受过高等教育，富有民主思想，一向不满日本军阀的专恣横暴，曾一度因退伍而作过电汽事业。后因事赴青，受到刺激，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六日由中国友人介绍向崂山投诚。他学识很好，且有优良技艺，不喜军队生活，因此来崂山后，因此没有派他在军中工作，叫他在市府所办的青岛公报（当时是收听中央广播电讯用钢版写印之简报）编写战讯。后来为策动日军投诚，叫他撰拟宣传文字，颇有贡献。他对吃地瓜干，睡地铺，爬山走路各种生活，颇感痛苦；但是看到我们自上而下，统是一样，久之亦成惯常。在投诚日兵中，他的知识最高，所以我们对他，软硬都不适宜。知识分子不易对待，并不重用，随处皆然。他时常显露他的聪敏智慧，和爱好自由性格，所以对于日本军阀是衷心反对，大概对于一切不合理的事，都是易于反抗的。胜利后进入市内，他久想找到一个日本女人的心事，居然如愿以偿，当他偕着一个美丽而有钱的日籍妻子同来市府见我，我也替他高兴祝福他俩快乐，不久他俩随日侨遣送返回日本，一向没有消息。

　　（3）加藤茂及柴田芳子——他们是一对夫妇，在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清晨，偕来向我们投诚。加藤是日本岛根人，三十一岁，中学毕业，在抗战初期即参加上海大战，久经战阵，此后在青岛日本海军陆战队充当上等兵曹（上士），他与妻子柴田芳子由恋爱同居，时间还不久，感情浓笃。是时美军已在太平洋瓜达康纳尔等岛登陆，日本海军开始覆亡失败，加藤因调往南洋作战，柴田适有疾病，同时不愿丈夫前往送死，遂相偕向崂山投诚。

    　我们在加藤投诚之后，才获得日本在青海军番号、编制、兵力等各种情报，我们用无线电报告中央，以供盟军在登陆青岛市时的参考。

   　 加藤是一个优良的机关枪射手，我们过去卤获日本弯把三八式机枪，叫他修理，并训练我们的士兵使用这种兵器，他在青保总队充一等兵，后来升到排长。每隔两三个星期，我们准他回家和妻子住一两天，成全他们的爱情生活，这算是游击队军中的佳话。他有时行军走过他妻子住的村落，必请回去一转。如果有部队驻防在附近的时候，加藤夫妇必定约其它的投诚日兵，买了些酒菜，在他们家里吃喝一顿，苦中作乐，这种生活，在他们人生中，实有可资纪念的意义。

    　柴田芳子二十五岁，日本高等女子学校毕业，身体瘦弱，寄住在偏僻村庄老百姓家里，她为了爱丈夫，为了避免牺牲，过着那样艰苦的生活。到了冬天，她还没有棉衣上身，听说我行军到了大河东，瑟瑟缩缩来见我，看她那种情形，不禁引起无穷的感想，我就吩咐副官送她棉衣袴、被褥，并且给了一些菜钱，她自然是感激不尽，那九十度以上的鞠躬，使我们永远留着深刻的印象。胜利后他俩进入市内，不久就相偕回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