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通商银行(2)

辛亥革命网 2019-03-22 10:17 来源:历史教学问题 作者:谢俊美 查看: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一场社会政治革命,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就辛亥革命对中国通商银行(以下简称通商银行)的影响略作论述。

  二

  1911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清政府内阁改组,盛宣怀被授为邮传部大臣。盛氏“向以勇猛精进任事”著称,就任数月,收回邮政,接管驿站,规划官建铁路,展拓川藏电线,厘定全国轨制。给事中石长信疏请将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支路听商民量力自办。旨交邮传部复议。盛宣怀复奏称“所筹办法,尚属妥协”,表示赞同。于是清政府未经交付资政院讨论,径直以奕劻、那桐、徐世昌署名正式公布。铁路国有,本身无可訾议。但这一政策一经宣布,立即遭到内阁和各省商民反对,但盛宣怀对之悍然不顾。旋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数额高达600万镑,规定若不敷用,还可续借400万镑,将湖广铁路和川汉铁路湖北段的修筑权出售给列强。各省反对铁路国有政策,初旨在争商办,抵制借款。现在看到清政府与盛宣怀借款列强,强行推行铁路国有政策,于是湘、粤、川、鄂各省绅商士民纷纷表示抵制,相约开会,开展罢工罢市,以示抗争,结果酿成四川保路运动发生。为了平息风潮,清廷一面派端方为督办大臣,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一面以盛宣怀“不能仰承朕意,办理诸多不善、违法行私,贻误大局”为由,将其革职,永不叙用。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资政院议员和御史们再次奏请将其“明正典刑”,加以处死,以谢天下。盛宣怀见此惊恐万状,求助于列强,在驻英、法、德、美使馆的协助下,坐火车逃往天津,接着由德国派兵轮送到青岛,继而又被日本接到大连,再用轮船送至日本神户盐屋山,为防被人刺杀,盛氏改着和服,化名须磨布衲。

  还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不久,盛宣怀预感时局将有大变,担心他经营的“公私产业”有损,急令所属企业负责人谋求对策。以目下时局将有重大变化,致函通商银行总董王存善、顾詠铨等“稍作准备,务使通商设法保全”。辛亥革命爆发后,特别是盛宣怀被革职和逃走后,使通商银行的未来前途存亡未卜,难以预料。为了设法保全银行,总董们采取了以下几个救急措施。

  一、加紧行内人员的联络,规定无论有事无事,总董们必须每日到行视事;事无巨细,必须共同商讨决定。

  二、本着稳妥谨慎的方针,采取一切手段,设法同盛宣怀取得联系,以便获取其“指示”和决定银行日后的行动方针。

  三、鉴于目前市面不稳,人心慌乱,百货拥塞,规定银行银钱出入、行款押放,须加倍谨慎小心,以防坏帐、呆帐。

  四、抓紧催收放款。自武昌起义爆发,银行就开始向有关厂矿店铺催收放款。11月,总行与盛宣怀取得联系后,根据盛氏指使,银行“立将裕太、集成、刘长荫、萧公峰、王眉伯、黄绩记、信大庄、协和公司各欠款设法紧催,以金蝉脱壳之计而保我通商头等名誉”。

  五、与外商联络,将行产暂行抵押。盛宣怀逃到日本后,江苏都督府和沪军都督府分别没收了盛氏在苏、在沪资产。总董担心革命党人下步将会没收银行,于是决定由洋大班马沙尔出面,暂将银行外滩总行大楼抵押给外人。为此,总董顾詠铨和钦玉如就此先后与美商接洽数次,说明先行抵押,待事平后再设法收回。此举遭到美国驻沪領事反对,抵押一事最终未能成为事实。

  六、积极拨款援救汉冶萍公司。武昌起义爆发不久,10月23日,江西独立。萍乡工人响应辛亥革命,举行罢工,致使煤矿生产停顿。通商银行得息后,根据盛宣怀的指示,总行先后三次从银行存现中拨款8万多元,并调拨江宁造币厂新币三十万元,雇用日清公司轮船装运至长沙,进行挽救。由于“措施及时”,使萍乡煤矿生产得以恢复。

  七、刊登广告,更改英文行名。11月4日,上海光复。次日,上海都督府成立,由革命党人、同盟会员陈其美任都督。沪军都督府成立后,立即查封了上海的大清银行(即原先的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沪军都督府这一招着实让通商银行吃惊不小。因为通商银行的“督办”盛宣怀是“革命罪人”,且银行系奉旨开办,并领存过部款,享有承汇揽解官款和开铸发行货币等种种特权,因此,总董们担心沪军都督府下一个查封的对象很可能就是通商银行了。为防止万一,总董们决定先发制人,在报上大登广告,声明通商银行早已还清官款,并非官办银行,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堵住沪军都督府之口,不来查封。广告固然阻止了都督府接管该行,谁知银行此举却引来一件意外的事情,即更换银行英文名称。通商银行的行名取自“通商惠工”之意,但在创办之初,为了扩大影响,推广行钞,求得外国承认,将其英文行名写成“中华帝国银行”,意思就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天津分行英文行名干脆就写成中国银行。而且通商银行钞票上也印有英文行名,这点是公开的事,人人知道。所以,通商银行的广告一经刊出,即被人指出既为商办,为何英文行名取“中华帝国银行”?总董闻言,大起恐慌,在股东的纷纷要求下,于是银行再次刊登广告,将英文行名“中华帝国银行”更改为“中华商业银行”,并用双条墨线将行票上的“帝国”二字删去,另外加盖“商业”二字。

  八、被迫接受沪军都督府的调查监督。沪军都督府原本并无接管通商银行的意思,但通商银行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广告反倒引起沪军都督府的注意,直接招来都督府对银行业务的干涉。11月7日,陈其美照会通商银行:将派代表会同华大班共同管理银行账目,其调查结果直接向都督具报,规定此后凡银行改易名称、用人行政等均归都督府财政总长节制。银行总董接到都督府的照会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对策,一致决议呈文都督府:一、通商银行系属完全商业性质,请都督府不必干预;二、召开股东大会,公举董事,以合完全商股商办性质。在股东大会未正式召开之前,银行的用人行政一任本行董事公议,不必听诸都督府的命令。

  通商银行总董的一纸呈文,并未能阻止都督府代表的“驾临”。11月13日,沪军都督府正式派遣代表来行调查帐目,并很快查出度支部币制局存在该行购买铜价银60万两。

  关于这笔银款存储通商银行的经过是这样的:还在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试图统一全国的币制。当时担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兼任“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的差事。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911年1月,清政府从美、英、法、德贷到币制实业借款1000万镑。同年4月,盛宣怀指示通商银行总董、副大班顾詠铨同日本商人高木六郎洽商,购买日本生铜。同时拨出120万两币制借款(江宁造币厂所铸新币)存储通商银行作为购铜费用。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将120万两中的30万两拨存上海道,以供上海道作“急时之需”,对付革命。另外顾詠铨又开出30万两支票给上海日本正金银行,作为笫一批购铜价。支票虽已开出,但并未付现。所以,度支部币制局存在通商银行的购铜价实为90万两。而沪军都督府代表从账册上只查出60万两。

  盛宣怀在革职逃往日本前,因南北大乱,日铜不能成交,曾电令顾詠铨与日商高木协商,建议暂缓六个月,在此期间,不妨先将江宁所造新币暂时“接济汉冶萍之急”,但当时汉冶萍不需要这么多款项,最后盛宣怀要高木“仍以铜价名义拨存正金,以后再行动用”。盛宣怀得知此款被沪军都督府查封后,急得直跺脚,电令顾詠铨与日本驻沪领事商洽处理,但日本领事以60万两系“官款”,不便插手为由加以拒绝,结果日商高木未能照盛宣怀的意图去做。购铜款60万两(实为90万两)仍存在通商银行。

  沪军都督府查出60万官款后,因当时都督府财政紧迫,急需经费,要求通商银行立即付现,交给都督府使用。“银归革(都督府)而铜可勿交”。盛宣怀得知后,急电洋大班英人马沙尔“坚守”,拒绝交出。但在都督府的强大压力下,通商银行最终还是交出30万两,其余30万两因早被银行当着行钞使用,无法交出,直到此时,银行同都督府的这一交涉才基本告一段落。对银行来说,此举都是自己“自扰”酿成的,不过沪军都督府虽查出并没收度支部所存币制“官款”30万两,但对通商银行自身的其他经营活动并未加以限制和干扰。加上都督府的李锺珏、王一亭等均为银行总董,所以,对通商银行而言,可说是有惊而无险,不幸中的万幸了。

  总体来看,由于总董们的努力,通商银行在辛亥革命这场大风暴中,不但平安地保存下来,而且营业也未受到什么损失,相反,由于辛亥革命是一场带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同于以往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暴力排外的义和团运动,随着清朝灭亡,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通商银行的经营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有了较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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