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漩涡中的天津商界(2)

辛亥革命网 2015-12-14 09:09 来源:天津档案网 作者:吉朋辉 查看:

天津商界对于辛亥革命的态度,与其说是主动的对立抵抗,不如说是被动的消极抵触。

  (二)建立铺民局民更局

  宣统三年九月左右,商会通知各商铺按地筹设铺民局。而民更局则是各商铺组照天津县令的指示设立的,但也要由商会统筹管理。铺民局、民更局的性质和职能是相同的,都是由商铺自行组织,选派人员于夜间值更。从档案资料来看,宣统三年九、十月间(1911年11月、12月间),天津各处商铺共设立铺民局十四所(不完全统计),每处有董事若干名,铺民十到五十四名不等;民更局数量更多,档案中仅保存下其中十一所的名册(大部分散失),每处有董事若干,更夫三到四十八名不等。铺户或更夫都没有枪械,只是在夜间巡逻,起到警戒的作用。由于这些人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商会将值更要则编成了简单上口的歌诀,里面规定铺民更夫的职责是:“梭巡知更,勿离街道。遇有火灾,哨鸣救报。务须严查,土匪窃盗。除此以外,不准越冒。”自成立以后,颇有成效,不但安定了市面,而且解决了许多贫民失业的问题。在壬子兵变中,由于南大街民更局的死命保护,南大街中昌当免于被抢。

  (三)建立天津商团

  天津商团于1912年12月27日宣告成立。到此时为止,商团的组建工作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早在1911年9月份,天津商户就听到了商会要成立商团的消息,这个消息让他们欢欣鼓舞,纷纷致函商会,建言献策。在他们的认识中,成立商团,既可以维护治安,又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令贫民免于冻馁之苦,不致为乱,因而是一箭双雕的好方法。在这种情势下,商团的组织工作迅速开展起来。1912年3月,商会制定出了《商团条例草案》及《天津商团规则》,决定成立商团。

  按照条例的规定,商团的编制及选举办法如下:

  团长、团副各一名,由商会执行委员会投票选举。

  教练长一名,由商会常务委员会会同商团团长聘请陆军出身、确有学识者充任。教练员若干名,由商团团长、教练长商承商会常务委员会选任。

天津警察厅为商团打靶事致函天津商务总会

  总稽查一名,稽查员若干,由商会执监委员选任。

  庶务长、书记长各一名,庶务、书记各若干员,都由团长商承商会常务委员会遴选人员,由常务委员会任用。

  商团武装队伍按照陆军编制,设队长、排长、司务长、司书生,皆由团长商承商会常务委员会遴选人员,由常务委员会任用。团员由各商号派出十六岁至二十五岁、身体强健、品行端正者充任,必须有商店职业,并由店主保结。

  《条例》中明确规定,商团的指挥权归商会常务委员会,监察权归商会监察委员会,同时经费由商会常务委员会负责筹划,由商会执行委员会互选三人按月轮流管理。

  由上可见,商团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会下设机构,受商会的领导和管理。

  但是作为武装团体,商团受到地方政府的严格监管。其职员人选、章程甚至团员培训的课程表都要呈各级政府备案,并受地方官的稽查,甚至冯国璋、杨以德先后担任过商团的总团长、名誉团长。在行使其维护治安的职能时,其行为要受到陆军、警察的指挥监视,不能任意自由。

  因此,可以说天津商团从一开始就处处受到政府的牵制,其运转甚至因此让人有捉襟见肘之感。按照《条例》规定,团员枪械要由所在商户出资,由商会统一购置。购置枪械,须由直隶警务、督练两公所发给三联单,向指定洋商购买。1912年6月,商团招收的第一班团员一百九十余人到操,聘请体育社社员为教习,开始训练步法。到8月中旬,步法训练已接近完毕,而团员枪械仍无着落。至10月下旬,枪械终于发到,但只有一百四十余枝,第一班已不敷使用,第二班又即将到操,因此商会又呈请直隶都督冯国璋,拟不通过督练公所而自行订购第二批枪械,但被冯国璋拒绝。自始至终,天津商团的枪械一直都不敷使用。

  天津商团正式成立于1912年底,结束于1935年5月。从档案资料来看,除了组织赈灾之外,在这二十多年中,商团并似乎没有做出多少有益的事情,与在辛亥革命中曾经做出重大贡献的上海商团形成鲜明对比。天津商团与上海商团在成立背景、宗旨、组织者成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折射出天津商界与上海商界之间存在的差异。

  可悲的是,天津商界所信任、依赖并与之合作的对象,最终并没有带给他们期望中的安定和平。在壬子兵变中,天津商界所遭受的空前浩劫,都历历记述在商会档案中。然而即使是遭受了这样的灭顶之灾,即使是在灾后索赔的漫长过程中屡次受到冷落,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天津商界对北洋政府及袁世凯的依赖和信任,当二次革命爆发的时候,天津商界仍然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北洋政府和袁世凯一边,以商团来压制天津的革命力量,并因此而受到北洋政府的嘉奖。

  总之,从商会档案来看,天津商界上至商会,下至多数商户,对于辛亥革命所持的都是一种消极抵触,甚至于主动的反对抵抗的态度。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们的短视和只关注眼前利益,不能从历史的高度认识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自身的意义,而只简单地将之视为战乱,惧怕失去商业发展的和平环境。这可以说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与局限性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什么不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具体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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