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2)

二、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意蕴

    (一)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的最佳选择。辛亥革命促进了民主共和，为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崭新观念。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发展处于十字路口，政治制度面临着多种选择。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三种方案，即封建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围绕这三种方案，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斗争。只是由于封建君主制在当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民主、宪政的大潮已席卷全世界，作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上的主要羁绊，君主制被大多数国家所否定。而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又由于清政府没有改革的诚意，立宪派又不具备逼迫清政府迈上现代化和救国道路的实力，结果立宪运动半途而废。辛亥革命倡导的民主共和，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最佳选择。这样，辛亥革命先后否定了君主制和君宪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不仅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变革，也完成了大变革后政治选择的优化过程。

    自辛亥革命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统治者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要说人民不愿意放弃共和国的公民地位而去做专制皇帝的臣民，即便是统治者自身也深感毕竟时代条件不同了，“睢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正是辛亥革命使文化权利为轴心的制度结构崩溃，才使原来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道德亦因之解体，才提供了五四精英攻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结构的可能性。

    （二）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国家的成长逻辑。在中国，称得上现代化的社会变革以前，包括现代化起步以后的几十年历史进程，一直是以文化权力为轴心的古代国家的成长逻辑，而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开始向以公共权力为轴心的制度结构转变。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这是其对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影响。

    辛亥革命之后，以中华民国为形态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和成长一开始就先天不足。这不仅因为这种国家成长一开始就缺乏足够的阶级力量支撑，而且因为革命所带来的公共权力从一开始就由于国家不独立而不完整、不健全，并一直面临军阀割据的挑战。这种先天不足使中华民国时代的现代国家成长发生严重变形。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事实，足以说明中华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建设的失败。

    但是，现代国家建设在民国时代的失败，并没有改变辛亥革命后以公共权力为轴心的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逻辑。可以看到，无论是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还是以后的北洋政府，都在致力于政权合法性的追求。因为合法性是人民认同的基础，而人民的认同自然可以减少政治统治的制度成本。因此，追求合法性支持的本身，正说明各个政权对社会公共意志的重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创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并未改变辛亥革命之后形成的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逻辑。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孙中山所要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应该是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只是内在的价值取向不同。

    三、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制度条件。

    1．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看不见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它毕竟还算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就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前提。更重要的是，不但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呼吁要“振兴实业”，而且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似乎也确实建立了保护现代化事业的法律体系，并且有效地付诸实施。

    2．资产阶级政治中所兴起的代表企业家利益的商会组织在客观上起到了制约特权的作用，从而保护了市场原则。资产阶级政治结构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就是独立性的商业组织对资本主义工业的保护作用，这是专制主义政治下不可能出现的一种新型国家社会关系，以资本主义商会组织为代表的市民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约束权力的社会政治机制，客观上保护了市场原则。同时，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特殊利益，新型企业家纷纷创设自己的组织机构，并让自己的代表人进入政府机构。

    3．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一体化的政治—军事——工业体制，使私人资本主义工业避免了被随意掠夺的厄运，从而使代表有效产权的资本主义企业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其组织本身的潜能。因此，军阀政治时期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黄金时期”。

四、结语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次制度创新，仅仅是政治现代化的起步尽管在制度变革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只是局限在破的意义上。它瓦解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政治体系，却无法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权威体系来吸收变革后的政治力量。同时，由于中国社会长期是一种“蜂窝状’韵社会结构，人们事实上只有家族而无国家的观念，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军阀政治忙于战争而非社会治理，因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南京国民政府是资产阶级真正掌权的开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认真建构的民族国家，但是南京政府面对的政治遗产是“蜂窝状’韵社会结构和军阀割据的状态，因而国家权力在向社会延伸的过程中遇到了对抗性的阻力。虽然在表面上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政治秩序，但该政权无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却不惜将社会资源大部分耗费于剿共和派系斗争中，以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在其统治的20余年间，中国既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和单一的国内市场，更没有能够筹划、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总之，未能通过有效的社会制度变革建立起一个支撑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制度框架，从根本上制约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虽然全面转换的基本条件仍未具备，但是到1930年，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已经出现，一个新的政府以一个运用现代通讯和组织手段的政党为基础，由于吸取了某些西方的知识和观念，政治价值发生了转变。但中国的借鉴实际上还是相当不完善的。现代因素的出现并没有以强有力的、且足以指导社会变革的中央政府为基础。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并没有消除军阀时代留下来的官僚解体和政治分裂。正像清朝末年所出现的那些变化，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指导和倡办而成了无本之木一样，30年代现代因素的出现也缺乏将其结合起来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指导。这样，中国历史又回到晚清一样的格局，虽然统治者最大化的利益是政治统治的存续，但是在没有解决权力合法性的条件下，没有安全感的官吏们和地方豪绅个体，都在尽其所能地掠夺和蚕食国家利益，最终结局是一种统治者内部没有赢家的政治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