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与出路——民国时期农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网 2010-11-17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邵彦涛 查看：
一、辛亥革命与农业变革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状况如何，直接关系着中国的经济全局、社会稳定和政权基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以后，虽然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未能在中国农村造成一个大的变动，但是中国的农村经济在辛亥革命后仍然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
南京临时政府提倡“振兴实业”、“垦植荒地”之下，进行专门化生产的农垦公司开始出现，十余年间迅速增至300多个，分布在各个省份，尤其以苏北盐垦区、内蒙和东北三省较多。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在辛亥革命后都有增长。粮食的商品量，1910年为212.1亿公斤，1919年增至263.4亿公斤。经济作物中，大豆的商品量增长最快，1910年为3237万担，1919年增至5738.5万担。仅次于大豆商品量的是棉花，1910年为490万担，1919年增至790万担。商品量增长较慢的是烟叶，到1919年，也从辛亥革命前夜的172.4万担增为226.8万担。随着这些农产品的商品量不断增长，它们的商品率也在不断提高。以粮食、棉花为例，它们在辛亥革命前的商品率分别为16％和33％，到1919年分别增长到22％和42％。随着农村经济作物的迅速发展，还形成了一批进行农产品加工的手工业区，农村手工业产品也日益商品化。例如，全国闻名的手工纺织区河北高阳县、定县，卷烟区山东、河南、安徽；榨油区东北哈尔滨等都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二、破败中的农业
中国的农村经济，在辛亥革命后虽然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但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生产连遭破坏，农民倍受剥削掠夺。据不完全的统计，各地田赋正税在辛亥革命后有很大增长，有的地区增长50.6％，而田赋附加税则增长了二至三倍。至于各种杂捐杂税，更是不胜枚举。北洋政府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增加收入，归根到底主要都落在广大农民的身上，从而加速了广大农民的破产。
辛亥革命后，人祸之外，天灾也几乎连年不断。据北京商部不完全的统计，1913年全国受水、旱、风、虫等各种灾害的地区，不下6.5亿多亩，1918年受灾区域仍有6100多万亩。1914至1918年四年内，农户减少1564万多户，耕地面积减少了2.6亿多亩，荒地增加了4亿多亩。这不仅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危害，而且造成了饥民成群、盗匪四起，还有无数人被夺去了生命财产。再加上连年战火、兵匪抢劫、拉夫派差，更使生产陷于停顿，交通四处阻塞，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已把广大农民推向更加悲惨的境地。实在难以生活下去的穷苦农民不得不愈来愈多地铤而走险，纷纷参加到农民起义的队伍中去。
三、“陷阱”与出路
辛亥以来，我国农业经济虽然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相对于工业经济，尤其是口岸城市的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言，农业经济的发展还是相对比较迟缓。农业与近代工业呈现着严峻的二元对立局势，而且这种局势在慢慢地扩大。此时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浮在”农业中国的上面，广大的农村经济仍然保持着生存农业加家庭手工业的传统经济格局，近代经济成分仅限于条约口岸，对传统农村经济几乎没有外部效应。时人曾有“以工促农”口号，但是却很难落到实处。总的来看，在1949年以前，农村经济和通商口岸经济之间的联系，仍是非常松散的，近代工业的发展也并未给农业产生太大的促进作用。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农业净值年增长率为1.05％，每公顷耕地的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只有0.23％。不过，当时农业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农业生产方式一直没有本质的变化。民国时期农业生产中无论是生产力层面的技术，还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劳动组织方式，均无大的改变，经营式农业的比重也非常有限。
尽管从1912年到1927年，民国政府在一些省份设立了251家农业试验站，但收效甚微。改良种子、使用化肥、增加排灌设备等试图发展新型农业的努力，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挫折。近代农业对劳动力密集投入的过度依赖，直接导致了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出现经济学上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停滞，使传统农业锁定在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陷阱中，成为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生存性农业，无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必备基础了。农业问题制约民国经济近代化，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有识之士在各地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试图为农业的发展寻找到一条出路。在民国的政局变幻下，这些努力都事倍功半，农业的彻底变革，要等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才能真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