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原抗战中的经历(3)

辛亥革命网 2020-12-03 14:09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朱理治 查看:

1937年5月初,我在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中央通知我,要我负责组建河南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

  1939年1月底,少奇同志去洛阳布置豫西工作之后,经南阳到竹沟。当时中原局委员在竹沟仅有少奇同志和我,少奇总管全部工作,由我协助,其下未成立任何工作部门,有些必要工作,由豫鄂边区党委工作部门帮助来做。这时敌后需要干部极为迫切,为了节省干部,所以中原局机关精简到不能再精简的程度,少奇只有两个秘书,我主要兼豫鄂边区党委工作。少奇同志在竹沟先研究了豫皖苏边区工作,写了长达4000多字的指示信,后来又研究了鄂豫皖边区工作,也写了很长的指示。他还找钱瑛同志来,作了详细的指示,由钱瑛带回去向鄂中及鄂西北传达(传达后,钱因南方局要她,故去了重庆);又找豫鄂边一些干部谈了话,作了指示。少奇同志的指示,对鄂豫皖边及鄂中如何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如何建立根据地,如何扩大部队,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建党;对河南及鄂西北如何准备游击战争,如何支援敌后,以及如何做党与群众工作,都十分具体明确。少奇同志在赴竹沟的途中及在竹沟期间,抽时间准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材料,回到延安后,在马列学院做了报告。在竹沟,少奇同志还做了“论党内斗争”的报告。3月,少奇同志离竹沟回延安,行前要我代理中原局书记。鄂豫边及豫皖边因有电台,有事直接用电报请示少奇。我则主要领导河南、鄂中、鄂西北三个地区工作,但重大问题,也转报中央向少奇同志请示。

  4月,为了加强敌后武装的领导,我派区党委组织部长陈少敏从竹沟带了一、二个中队去敌后,和李先念部汇合。区党委组织部长由危拱之兼。8月,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巩固党的组织,选举出席七大的代表。9月,我被流行感冒疟疾合并症传染,在病中看到鄂豫皖新四军给中央和中原局的电报,知道鄂中五、六大队被敌人袭击,遭到损失,估计敌人反共高潮即将来临。考虑到鄂中、鄂东、信阳、确山四个区域的我党武装,分别归三个区党委领导,互不统一,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严重危险,因此拟了电报给中央,建议将李先念、陈少敏部,陶铸、钱瑛部,张体学、罗厚福部合编起来,统一指挥,创立鄂豫边的敌后根据地。这时,少奇回到竹沟,我病尚未好,他来告我,中央同意我的建议,决定我去鄂豫边敌后,做中原局代表及新四军纵队政委,李先念任司令员。我领导鄂中、鄂西北两个区党委和河南省委(豫西区党委及鄂豫边区党委合并,恢复河南省委,由刘子久、危供之,王国华负责)。中原局搬到新黄河以东。由他负责。我们还商议,认为竹沟四周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在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再坚持已不可能,竹沟历史使命已完成,决定逐步撤退。

  1939年10月,少奇同志先带一部分机关干部和部队离开竹沟,赴苏皖敌后。随后,我带300个干部和300武装也离开竹沟,前往四望山与李先念会合。行前,王国华、危拱之和我分析了竹沟的形势,认为当地的国民党驻军68军和我有统战关系,不会对我进攻;敌人如使用地方武装进攻,因其中有不少党员,会事先报告我们;留守处又有电台,可打电报给四望山,四望山离竹沟只有90里,我和李先念都在那边,一夜即可赶到。因此,给竹沟留有一、二个中队武装和省委机关少数干部共

  200余人,准备第二批撤退。我们走后十天,确山政府的地方部队果然来进攻竹沟。民团里的党员在敌人进攻前一天曾向留守处报告了,但因布置不够周密,被敌人摸进了竹沟城。后被我们发现,由王国华和危拱之组织抵抗,将敌人赶出竹沟城外。但因电台发生故障,没能发出电报,前后两次派人到四望山告急,又被敌人扣了。第三次派去的人找到了李先念和我,我们急派了周志坚同志率领一个旅整装出发。但不久即见到从竹沟突围出来的人,说我们部队和干部已突围到了龙窝。也考虑到叫周志坚到确山狠狠地揍他们一顿,但又考虑这样做,对我利少害多,所以即停止进军。当时也不知我方死伤多少人,为了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由我拟发了个电报,说国民党进攻新四军8团留守处,惨杀我因抗日受伤的干部、战士和家属200余人。事后了解,实际没有那么多。

  11月中旬,我在四望山召集豫南、鄂东、鄂中领导同志开会,根据少奇和中央决定,统一三方面的军政领导。首先是解决统一军事领导问题,决定将三方面的武装力量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在四望山会议后,我即和先念同志南下,沿途编制部队,先后编了三个旅和司令部的直属部队,大概有1万人的武装。以后到了大山头及八字门,又将鄂中、豫鄂边及鄂东三方面的党统一起来,成立了鄂豫边省委。记得我写了一篇《怎样做》的文章,曾印成小册子。开头是这样说的:“我们的路线是订立了,这就是开展群众抗日斗争,扩大游击战争,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抗日政权。在壮大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到来的事变。”我在那里除研究财经政策,准备组织边区行政公署以统一领导各县抗日政府以外,曾想着重研究在游击区周围如何开展工作。鄂豫边敌后根据地建立在武汉外围,公路铁路很密,日寇武装力量和国民党武装都很强,当时仅国民党即有40个师包围着新四军,我们处在两大力量之间。那时,先念和我认识到,在两大力量对峙下,只要善于运用策略,我们不但能存在,而且可以大大的发展;假如国民党投降,或日本失败,他们间的矛盾没有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情况便会困难了,所以必须事先有所准备。我曾研究了蒋占区汉南和武当山的工作,但因不久我被调回延安,未能见到成绩。

  我在河南的工作中也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项乃光叛变问题。项乃光在东北军东调后,是东北军内党组织的负责人,由长江局领导。1939年5月,51军的一个团拉了出来,长江局指示其中的党员干部要撤退。这样,项乃光、王西萍、贾陶等7个人来到竹沟。我因了解到他们在友军中有不少关系,故留项乃光和王西萍在中原局做友军工作。由于项知道的友军关系太多,所以他几次提出要出去工作,我都没有同意。但由于措施不力,他还是被派了出去,而且很快叛变,使友军中一些组织被破坏,给党造成了损失。这件事给我的教训也是很多的。

  作者简介:朱理治(1907-1978),江苏省南通县人。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参加革命。历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青年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河北省委代理书记、副书记,陕北苏区中央局及北方局驻陕甘代表团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陕甘边省委书记,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委员、代理书记,新四军五师政委,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北满分局秘书长,东北局驻朝鲜代表,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东北银行总经理。全国解放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核资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委物资分配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华北局候补书记、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党的七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注:本文摘自朱理治同志的回忆录,见《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457页),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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