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原抗战中的经历(2)

辛亥革命网 2020-12-03 14:09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朱理治 查看:

1937年5月初,我在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中央通知我,要我负责组建河南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

  1937年9月初,我经洛阳到开封,不久即召开会议,成立了省委。委员有刘子久、吴芝圃、沈东平、刘文、郭子化、林凯(刘文、郭子化、林凯不久离开河南),以后加了彭雪枫、陈少敏、危拱之、王国华。省委的分工是彭雪枫做军事部长,林凯(后是陈少敏)做组织部长,刘文做苏鲁边省委代表,刘子久做省委宣传部长,吴芝圃做豫西特委书记,郭一青做豫西南特委书记,王国华做豫南特委书记,张维桢做豫中地委书记,沈东平负责西华豫东特委。豫北特委书记原为张海峰(后改名张萃中,解放后是辽宁大学副校长),1938年二三月间划归北方局领导。豫东南地委书记原为苗勃然,后来是一个名叫小舟的同志,姓记不清了。

  省委成立后,首先抓群众性的救亡运动,发展党的组织。我们先在开封等城市开展学生抗日活动。抗战前,复兴社强迫高中学生参加军训,集体参加复兴社、三青团,因此,开始时在男学生中发展工作比较困难。我们便派省委妇女部长吴平以扶轮学校校长名义在女学生中活动,结果颇有成绩。北仓、女师等校的女学生都很活跃,是开展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接着,男学生也参加了。以后,平津流亡学生和留日归国学生相继来到开封,并建立了党组织。我们把两个党员学生头头吴祖贻和谢邦治吸收进省委,做青年部的正副部长,还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在河南各城市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然后,我们有计划地把这些青年派到各县,发动与组织青年,搞统一战线,做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从中发展党的组织。省委刚成立时,河南党员只有70人,到1938年底发展为1万人,并在绝大部分县里建立了党的组织,靠的主要就是这个办法。

  那时,范文澜、王阑西、嵇文甫等同志和民主人士在开封合办了一个《风雨》周刊,每期发行3000至5000份,颇有一些影响。我们便让王阑西代理省委宣传部长,把《风雨》作为省委机关刊物,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范文澜等人还在河南大学发起了一个游击战争训练班,我们派了刘子久同志去做教官。省委妇女部利用扶轮学校组织了一个孩子剧团,我们派了危拱之去领导,哪里工作打不开,就派孩子剧团去。党的组织还成立了战时教育工作团和光明剧团,到各县去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总之,用一切办法发动群众,为游击战争做准备。

  其次,省委抓了建立武装和根据地的工作。省委筹备成立时,我们就反对取消内战时创立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并充分利用了它,发展了它。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就驻在确山竹沟,办教导队,扩大武装,队伍发展到1000人,后被改编为新四军4支队8团,挺进皖东敌后抗日。同时在竹沟设立了8团的留守处,使竹沟成为中原地区抗日根据地一个重要的支点。河南省委迁到竹沟后,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彭雪枫等从竹沟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西华县,与吴芝圃率领的豫东武装会师,挺进豫皖苏敌后,发展为新四军第4师。

  太原、济南失守后,朱瑞同志从华北来,带给我一份刘少奇同志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篇文章论证了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更坚定了省委准备游击战争的信念。省委发出了准备10万武装的号召,把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准备武装,都围绕在准备游击战争这一中心任务的周围。徐州会战后,恩来同志转来中央指示,要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与领导群众运动,准备去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我亲自沿平汉、陇海路到开封、郑州、许昌、信阳作了布置。在省委准备游击战争的号召下,各地党组织都做了准备,但因国民党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大堤,敌人被阻黄河以东,河南绝大部分地区没有沦陷,仅豫东几个县和信阳二个区被敌人占领。在豫东,吴芝圃同志利用他个人和睢、杞、太党员的活动,再加上从开封撤出的党员群众,发动了千人左右的武装。信阳两个区则发动了2000人的武装。经过是这样的:省委在开封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内的同志反映,河南省各县县长中最年轻有为的是李德纯,所以,我派了危拱之同志率领孩子剧团到信阳,名义是演戏,实际是做统战工作。危拱之去后就和李德纯建立了统战关系,李在我党的建议下,组织了2000人的自卫队,做了许多游击战的准备工作。后来,我们又派了刘子厚同志前去组织县委,帮助领导这方面工作并准备建立根据地。两区沦陷后,这两千武装即发动起来打游击。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少奇和省委又先后派了李先念、陈少敏从竹沟带了一些武装前去,帮助训练和领导这支队伍,使它成为豫鄂挺进纵队一部分的基础。后来,国民党命令李德纯部队撤回,遭到李的拒绝,国民党即通缉李德纯并准备进攻。我们分析这支武装如仍打李德纯旗号,国民党可以利用违抗“国府命令”的罪名加以打击,因此,我找李商议,要他暂时到新四军总部回避一下,利用机会学习些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他同意了,并要求加入共产党。我因他表现很好,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替他起了个化名叫朱毅,派武装护送他去总部。以后,他便一直用这个名字,解放后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

  当时,各县准备游击战争最早并最好的要算西华县。省委一成立,省委委员沈东平同志即利用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的统战关系,派王其梅同志去组织武装,准备打游击。后来,发现西华县长楚博是开封市委书记张漫萍同志的姐夫,所以派了张做统战工作。从此,西华全县的武装都组织了起来,基干部队有3000人,枪支齐全。彭雪枫同志由竹沟去敌后时,也在该县得了一些补充。后因黄河决口,西华陷在黄河以西,该县先派了两个营,后来全部3000人马都过了河,参加了彭雪枫的部队。这支部队中党员相当多,西华县委还办过多批训练班。后来,楚博被国民党逮捕,临难表现很好。胡晓初到敌后被彭雪枫撤销了工作,旋被国民党逮捕,临难亦表现很好。沈东平同志则在敌后和日寇作战阵亡,他的死,对豫东党特别是对西华县工作是很大的损失。

  第三,省委抓了扩大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河南省委原先是受中央直接领导,1937年底长江局成立以后,划归长江局领导,但长江局没有找我去汇报过。我曾让林凯将省委的工作布置及想法报告了长江局,王明不同意省委根据中央所决定的方针,派了林凯来省委,说这个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1938年5月,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到后,恩来同志召我和彭雪枫去武汉,传达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因恩来同志发言支持了中央的方针,所以我们没有理会王明那一套,仍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布置我们的工作。王明路线的特点,是在统一战线中放弃党的独立自主,迁就国民党,给国民党涂脂抹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面抗战,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不搞游击战争,不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河南省委在认识上和做法上都和这条路线不同,对这条路线是进行了抵制的。我们在敌人未占领之前,便事先做好了游击战争的准备。在豫东沦陷的几个县和豫南沦陷的两个区发动了几千人的武装;在没有被敌人占领的竹沟留守处,先后派了五批武装去敌后,输送了几千个党员和干部到周骏鸣、彭雪枫、李先念部队,共同创立了这几个地区的根据地;在大城市发动万余青年、工人回乡参加与准备游击战争。在河南省委党校,我担任统一战线教员,把抗战力量分为左、中、右,强调必须壮大左派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右派力量,打击日寇和投降派,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来讲的,根本没有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因见长江局的《新华日报》很少谈组织与准备游击战争,我在该报上写了一篇《论准备与开展江淮河汉间的游击战争》(我那时用的名字除朱理治外,还有李迅和煌岗),号召党员和爱国志士起来准备与开展游击战争。此文发表于1938年8月间。在六中全会上,我紧接着王明的发言,根据中原的情况,驳斥了他的意见,这些都说明,当时河南省委是拥护中央路线的,并没有执行王明路线。但在六中全会以前,省委没有向长江局提出反对意见,这是个缺点。

  1938年5月,我和彭雪枫去武汉长江局开会后,即将省委搬到了确山竹沟。我兼竹沟留守处政委,在那里办教导队和训练班(即党校)。蒋介石曾有命令要撤销竹沟留守处,我们派彭雪枫同志见了卫立煌,卫立煌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月,中央指示要将河南省委划为两个省委,一个到豫东、皖北、苏北,一个留在竹沟。于是,决定由彭雪枫从竹沟带了几百名武装和干部到西华,和吴芝圃领导的武装汇合起来,又补充了些武装,过新黄河,到敌占区成立新四军第4支队,并由彭雪枫、吴芝圃等同志组织了豫皖苏区党委。

  9月,我去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上,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委员有郭述申、郑位三、彭雪枫和我,同时决定将河南省委分为豫西区党委和豫鄂边区党委,前者由刘子久负责,后者由我兼书记;湖北省的鄂西北成立区党委,由王瀚负责;鄂中区党委先由钱瑛,后来改由杨学诚负责;鄂豫皖区党委先由郭述申,后由郑位三负责。再加上已成立的豫皖苏区党委,总共为6个区党委,统归中原局领导。

  我于1938年底回到竹沟,成立了豫鄂边区党委(委员有李先念、陈少敏、危拱之、王国华、陶铸等),并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随后,先念同志带了竹沟的两个中队和几十名干部,前往四望山开辟敌后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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