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原抗战中的经历(2)

　　1937年9月初，我经洛阳到开封，不久即召开会议，成立了省委。委员有刘子久、吴芝圃、沈东平、刘文、郭子化、林凯（刘文、郭子化、林凯不久离开河南），以后加了彭雪枫、陈少敏、危拱之、王国华。省委的分工是彭雪枫做军事部长，林凯（后是陈少敏）做组织部长，刘文做苏鲁边省委代表，刘子久做省委宣传部长，吴芝圃做豫西特委书记，郭一青做豫西南特委书记，王国华做豫南特委书记，张维桢做豫中地委书记，沈东平负责西华豫东特委。豫北特委书记原为张海峰（后改名张萃中，解放后是辽宁大学副校长），1938年二三月间划归北方局领导。豫东南地委书记原为苗勃然，后来是一个名叫小舟的同志，姓记不清了。

　　省委成立后，首先抓群众性的救亡运动，发展党的组织。我们先在开封等城市开展学生抗日活动。抗战前，复兴社强迫高中学生参加军训，集体参加复兴社、三青团，因此，开始时在男学生中发展工作比较困难。我们便派省委妇女部长吴平以扶轮学校校长名义在女学生中活动，结果颇有成绩。北仓、女师等校的女学生都很活跃，是开展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接着，男学生也参加了。以后，平津流亡学生和留日归国学生相继来到开封，并建立了党组织。我们把两个党员学生头头吴祖贻和谢邦治吸收进省委，做青年部的正副部长，还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在河南各城市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然后，我们有计划地把这些青年派到各县，发动与组织青年，搞统一战线，做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从中发展党的组织。省委刚成立时，河南党员只有70人，到1938年底发展为1万人，并在绝大部分县里建立了党的组织，靠的主要就是这个办法。

　　那时，范文澜、王阑西、嵇文甫等同志和民主人士在开封合办了一个《风雨》周刊，每期发行3000至5000份，颇有一些影响。我们便让王阑西代理省委宣传部长，把《风雨》作为省委机关刊物，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范文澜等人还在河南大学发起了一个游击战争训练班，我们派了刘子久同志去做教官。省委妇女部利用扶轮学校组织了一个孩子剧团，我们派了危拱之去领导，哪里工作打不开，就派孩子剧团去。党的组织还成立了战时教育工作团和光明剧团，到各县去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总之，用一切办法发动群众，为游击战争做准备。

　　其次，省委抓了建立武装和根据地的工作。省委筹备成立时，我们就反对取消内战时创立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并充分利用了它，发展了它。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就驻在确山竹沟，办教导队，扩大武装，队伍发展到1000人，后被改编为新四军4支队8团，挺进皖东敌后抗日。同时在竹沟设立了8团的留守处，使竹沟成为中原地区抗日根据地一个重要的支点。河南省委迁到竹沟后，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彭雪枫等从竹沟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西华县，与吴芝圃率领的豫东武装会师，挺进豫皖苏敌后，发展为新四军第4师。

　　太原、济南失守后，朱瑞同志从华北来，带给我一份刘少奇同志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篇文章论证了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更坚定了省委准备游击战争的信念。省委发出了准备10万武装的号召，把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准备武装，都围绕在准备游击战争这一中心任务的周围。徐州会战后，恩来同志转来中央指示，要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与领导群众运动，准备去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我亲自沿平汉、陇海路到开封、郑州、许昌、信阳作了布置。在省委准备游击战争的号召下，各地党组织都做了准备，但因国民党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大堤，敌人被阻黄河以东，河南绝大部分地区没有沦陷，仅豫东几个县和信阳二个区被敌人占领。在豫东，吴芝圃同志利用他个人和睢、杞、太党员的活动，再加上从开封撤出的党员群众，发动了千人左右的武装。信阳两个区则发动了2000人的武装。经过是这样的：省委在开封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内的同志反映，河南省各县县长中最年轻有为的是李德纯，所以，我派了危拱之同志率领孩子剧团到信阳，名义是演戏，实际是做统战工作。危拱之去后就和李德纯建立了统战关系，李在我党的建议下，组织了2000人的自卫队，做了许多游击战的准备工作。后来，我们又派了刘子厚同志前去组织县委，帮助领导这方面工作并准备建立根据地。两区沦陷后，这两千武装即发动起来打游击。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少奇和省委又先后派了李先念、陈少敏从竹沟带了一些武装前去，帮助训练和领导这支队伍，使它成为豫鄂挺进纵队一部分的基础。后来，国民党命令李德纯部队撤回，遭到李的拒绝，国民党即通缉李德纯并准备进攻。我们分析这支武装如仍打李德纯旗号，国民党可以利用违抗“国府命令”的罪名加以打击，因此，我找李商议，要他暂时到新四军总部回避一下，利用机会学习些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他同意了，并要求加入共产党。我因他表现很好，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替他起了个化名叫朱毅，派武装护送他去总部。以后，他便一直用这个名字，解放后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

　　当时，各县准备游击战争最早并最好的要算西华县。省委一成立，省委委员沈东平同志即利用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的统战关系，派王其梅同志去组织武装，准备打游击。后来，发现西华县长楚博是开封市委书记张漫萍同志的姐夫，所以派了张做统战工作。从此，西华全县的武装都组织了起来，基干部队有3000人，枪支齐全。彭雪枫同志由竹沟去敌后时，也在该县得了一些补充。后因黄河决口，西华陷在黄河以西，该县先派了两个营，后来全部3000人马都过了河，参加了彭雪枫的部队。这支部队中党员相当多，西华县委还办过多批训练班。后来，楚博被国民党逮捕，临难表现很好。胡晓初到敌后被彭雪枫撤销了工作，旋被国民党逮捕，临难亦表现很好。沈东平同志则在敌后和日寇作战阵亡，他的死，对豫东党特别是对西华县工作是很大的损失。

　　第三，省委抓了扩大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河南省委原先是受中央直接领导，1937年底长江局成立以后，划归长江局领导，但长江局没有找我去汇报过。我曾让林凯将省委的工作布置及想法报告了长江局，王明不同意省委根据中央所决定的方针，派了林凯来省委，说这个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1938年5月，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到后，恩来同志召我和彭雪枫去武汉，传达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因恩来同志发言支持了中央的方针，所以我们没有理会王明那一套，仍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布置我们的工作。王明路线的特点，是在统一战线中放弃党的独立自主，迁就国民党，给国民党涂脂抹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面抗战，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不搞游击战争，不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河南省委在认识上和做法上都和这条路线不同，对这条路线是进行了抵制的。我们在敌人未占领之前，便事先做好了游击战争的准备。在豫东沦陷的几个县和豫南沦陷的两个区发动了几千人的武装；在没有被敌人占领的竹沟留守处，先后派了五批武装去敌后，输送了几千个党员和干部到周骏鸣、彭雪枫、李先念部队，共同创立了这几个地区的根据地；在大城市发动万余青年、工人回乡参加与准备游击战争。在河南省委党校，我担任统一战线教员，把抗战力量分为左、中、右，强调必须壮大左派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右派力量，打击日寇和投降派，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来讲的，根本没有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因见长江局的《新华日报》很少谈组织与准备游击战争，我在该报上写了一篇《论准备与开展江淮河汉间的游击战争》（我那时用的名字除朱理治外，还有李迅和煌岗），号召党员和爱国志士起来准备与开展游击战争。此文发表于1938年8月间。在六中全会上，我紧接着王明的发言，根据中原的情况，驳斥了他的意见，这些都说明，当时河南省委是拥护中央路线的，并没有执行王明路线。但在六中全会以前，省委没有向长江局提出反对意见，这是个缺点。

　　1938年5月，我和彭雪枫去武汉长江局开会后，即将省委搬到了确山竹沟。我兼竹沟留守处政委，在那里办教导队和训练班（即党校）。蒋介石曾有命令要撤销竹沟留守处，我们派彭雪枫同志见了卫立煌，卫立煌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月，中央指示要将河南省委划为两个省委，一个到豫东、皖北、苏北，一个留在竹沟。于是，决定由彭雪枫从竹沟带了几百名武装和干部到西华，和吴芝圃领导的武装汇合起来，又补充了些武装，过新黄河，到敌占区成立新四军第4支队，并由彭雪枫、吴芝圃等同志组织了豫皖苏区党委。

　　9月，我去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上，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委员有郭述申、郑位三、彭雪枫和我，同时决定将河南省委分为豫西区党委和豫鄂边区党委，前者由刘子久负责，后者由我兼书记；湖北省的鄂西北成立区党委，由王瀚负责；鄂中区党委先由钱瑛，后来改由杨学诚负责；鄂豫皖区党委先由郭述申，后由郑位三负责。再加上已成立的豫皖苏区党委，总共为6个区党委，统归中原局领导。

　　我于1938年底回到竹沟，成立了豫鄂边区党委（委员有李先念、陈少敏、危拱之、王国华、陶铸等），并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随后，先念同志带了竹沟的两个中队和几十名干部，前往四望山开辟敌后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