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老人最先建议东湖畔修行吟阁

　　春光明媚，出游的市民越来越多，不少人都会到东湖之滨的行吟阁游玩。那么你知道吗？倡议修建行吟阁的，正是湖北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难先。

　　张难先（1874-1968），辛亥革命元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谱名辉澧、号义痴、字难先，湖北沔阳（今仙桃）人。他一生参与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辛亥武昌首义。1943年起，开始访求辛亥首义史料，撰写首义人物传记，两年后写成《湖北革命知之录》。抗日战争后期，张难先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下，逐渐转向了支持民主运动。1949年，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禁烟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委员。196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

　　极目新闻记者在湖北省档案馆中，找到了不少关于张难先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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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东湖修行吟阁找依据

　　现在提到行吟阁，许多人都会把它当作东湖景区的旅游地标，而张难先不仅是最早倡议修建行吟阁的人之一，而且还凭借对楚文化的研究，解说这个名字的由来。

　　作为湖北人，张难先的一大爱好就是研究楚文化，尤其喜欢研读屈原的《楚辞》。当他看到作为屈原故里的湖北竟然没有纪念屈原的建筑之后觉得很遗憾。1952年，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难先建议，在武昌东湖风景区修一座建筑来纪念屈原。中南军政委员会采纳了这一建议，于1953年10月着手兴建“行吟阁”，一年后落成竣工。

行吟阁

　　“行吟阁”这个名字源自《楚辞·渔父》里的“行吟泽畔”。当时曾有人问张难先，在东湖修建行吟阁总得有个根据，问他何以知道“行吟泽畔”的“泽”就是在湖北？张难先说：“有屈原本人的诗篇为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这就是根据。我想屈原为国捐躯前，他在汨罗江畔行吟，他行到哪里便吟到哪里。行到江水和夏水之畔难道就喉咙出毛病不吟唱了吗？所以行吟阁设在江、夏之交的武昌最为合适。”大家都被他的这番言论逗得哈哈大笑，表示心悦诚服。

　　1954年6月，张难先又向原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张执一建议，收集有关屈原的著述、图片等，布置在行吟阁中，以丰富其内容。张执一秘书长和时任国家财政部长李先念均表示赞成。为了收集有关纪念屈原的文物，张难先曾亲自到北京琉璃厂各古籍书店收集古籍，以及有关屈原的诗歌、报纸、刊物、书画等。

　　张难先还邀请郭沫若为“行吟阁”题字，请齐白石老人为“行吟阁”作画。行吟阁建成之后，张难先又建议修建“东湖屈原纪念馆”。李先念表示赞同，并拨款100万元作为建筑费用。1957年5月屈原纪念馆动工兴建，1958年5月落成。纪念馆位于行吟阁旁边，建筑面积1809平方米，为混合结构。下层作为纪念屈原书画展览之用，上层供会议、接待或画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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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参与筹建武汉大学

　　1928年7月，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决定在武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组建国立武汉大学，暂以前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旧址（即现在的阅马场）为校舍。蔡元培任命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为建校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代理校长，任命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等人组成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负责筹建大学，选校址、建校舍。当时曾有人提议张难先为新校舍建筑委员会委员长，但他认为自己未出国留学，未上过大学，难以胜任，于是推荐李四光为新校舍建筑委员会委员长，获大家同意。

　　1928年11月，正式选定东湖罗家山（后采用闻一多先生建议改为珞珈山）为国立武汉大学新校地址。张难先从财政拨出二十五万元给建筑委员会，作为开办经费。

　　国立武汉大学由从美国聘请的工程师开尔斯负责全面设计。李四光、张难先亲自陪着他在珞珈山地区跑来跑去。当时是冬天，五十多岁的张难先穿一领长袍，每天爬山，长袍都被汗湿透。开尔斯选定的校址，张难先大惑不解。四周几个山头，围着一个深谷，在几个山头上分别建设教学楼、学生宿舍、老师宿舍等，操场怎么办？这些问题，张难先都想得很细。

　　一天，他就上述问题询问开尔斯，开尔斯说：“在这么美的地方建大学，是我早就有的愿望。在山上建大学，就要推平一些山坡，才能有地方盖那么多的校舍，推下来的土会很多，把推下来的土就近推到山谷，堆出一个很大的操场，在操场四周是美丽的校舍，一个很美、很好、很有气魄的大学就在你的面前。”张难先看到问题都解决了，又省事又省钱，他同意了这个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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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促武汉和平解放

　　抗战胜利后，张难先积极推动武汉的和平解放运动。他先是和李书城等社会贤达发起成立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促请白崇禧率先在华中地区，尤其是湖北、武汉地区，实行停战，停止征兵、征粮和停止城市设防等活动，积极宣传共产党的和平政策。

　　在国共北平和谈破裂之后，白崇禧开始从武汉撤退，同时对武汉的水电设施、铁路、公路、工厂与堤防建筑进行破坏。在这种危急关头，张难先又与李书城等人商议将和平促进会改为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与白崇禧面对面地斗争，发动群众开展反搬迁、反破坏活动，竭力维护武汉市社会安定和市政设施，确保武汉免遭损失，为和平解放武汉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张难先被任命为武汉市军管会高级参议。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邀请张难先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他为主席团成员。在民主选举时，张难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禁烟委员会主任等职，风尘仆仆往返京汉之间为新生政权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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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参与荆江分洪工程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张难先看到全国多地水利失修的情况后，于1950年向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南军政委员会提出每年秋冬兴修水利的建议。

　　他在提案中这样写道：“请政府令主管部门在每年初秋，将各省兴修水利的工程包括山地、开塘、开渠、泽地、修堤、疏通、掘井、建闸等计划做好，令省酌办，各县按照省政府指示，召集民工；斟酌地方情形，定一方案，严令各区于初冬开工，春初完成。冬季农闲，处于枯水季，有工有土，加之土工完结，必须经三春之雨浇淋，土如固结，方能抗夏天之暴雨洪水。”

　　1952年3月，中央决定修建荆江分洪工程。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难先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参与工程筹建。当年5月，年近八旬的张难先出任荆江分洪工程慰问团团长，冒着酷暑，连续七天慰问参加会战的30万军民。

　　此后，张难先又写了一篇《报告一件大奇事》发表在6月21日的《长江日报》上。在文中，他写道：“新中国的每一项建设，都是为了人民，都是人民自己的事，因此人民就能积极响应毛主席、共产党的号召，拼命去干。人民就能创造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