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观 革命指南——学习毛泽东论辛亥革命的体会

　　毛泽东同志不仅精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将其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谙熟中外重大历史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常常信手拈来，加以月旦，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借鉴。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为建立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史，对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联系密切的辛亥革命论述尤多。他的科学论断，几十年来一直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的指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百周年之际，缅怀他关于“不要割断历史”的教导，重温他对辛亥革命的论述，从中学习他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史学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其实际活动中，不应以任何偶然动机为指南，而应以社会发展规律、以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而这些规律，是将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所总结出来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在其革命活动中，需要通过研究社会历史，总结社会发展规律，以指导实际运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目的论。毛泽东在建国前对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和总结，正是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斗争为出发点的。

　　毛泽东提倡学习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借故纸堆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为了撷取历史的吉光片羽来增加著述的文彩，他的目的很明确：“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毛泽东选集》（横排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99页。以下注释除注明者外均录自此版本）为什么指导当前的运动需要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呢？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今天的革命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今天的事业是历史上先进的人们为实现强国富民理想而进行的进步事业的继续。历史是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的，只有懂得了中国的昨天乃至前天，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今天，只有科学地总结历史上革命斗争和进步事业的经验教训，才能有的放矢地制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路线和建设方针，才能在当前的运动中不蹈历史的覆辙。所以毛泽东十分强调研究历史对于认识现实的重要作用，把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

　　由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内外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然而在是否要坚持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是否要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加入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中共党内存在着意见分歧。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独秀认为当前革命的性质既然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就应当由资产阶级充当革命的主要动力和当然领导者，主张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放弃领导权，用他的话说，就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中国革命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载《响导》周报第22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又出现了陈独秀主义的翻版——放弃工人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曾经左得出奇的王明一下子跳到了右边，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就是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也就在两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党内也出现过“左”倾关门主义倾向。还在共产党成立之初，一部分人认为南北各党各派皆“一丘之貉”，对孙中山和国民党采取排斥态度，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之时，一部分共产党人反对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参加就是向资产阶级妥协，而使共产党变成黄色。在抗日成争时期，有“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的人更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反对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党内之所以会出现以上右的或“左”的主张，除了些人的立场、观点上的原因外，与他们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与认识也有一定关系，这些人对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缺乏认识，对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历史、阶级性格和阶级力量更是漆黑一团。在这里，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百年的革命史就显得尤其重要。

　　毛泽东不但谆谆教导共产党人要注重研究现状和历史，而且将自己研究历史所得出来的正确结论运用于指导实际运动。他对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对当前斗争与辛亥革命作了深入的比较，指出出现在半殖民地反封建社会里的这两种革命，其对象、动力和目的完全相同，因而革命的性质也相同，即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按世界历史以往的常规来说固然应是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也曾经领导过辛亥革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彻底性和当时无产阶级的不成熟，辛亥革命没有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成长壮大起来了的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取而代之，牢牢地抓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不是越俎代庖，更不是为一党一派争权夺利，无产阶级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先天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已无力完成历史赋与它的使命，夺取反封建斗争胜利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因为五四以后的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已的成长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它具有中国资产阶级所没有的许多特出的优点，完全具备了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的资格。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毛泽东选集》第608页）毛泽东以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流产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道理，有为地批判了中共党内的投降主义倾向，从理论上反击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排斥和对革命领导权的攘夺，从而坚持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对于“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除了从团结人民，孤立敌人的一般道理开导党内同志外，还针对这些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观点和做法，在各种场合多次对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对孙中山、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都予以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未产生以前，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曾经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充当过当时中国革命（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而辛亥革命在反帝反封建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个阶级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团结的对象，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应该保护他们，应该反对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应该在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前提下，与他们合作，共建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以争取民主革命的早日胜利。辛亥革命充分展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格：革命性和妥协性，毛泽东通过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得出了中国资产阶级虽然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但却可以充当革命的同盟军的结论，摒除了左右倾向的干扰，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得以健康发展，终于取得革命的胜利。

　　以上事例说明，毛泽东把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同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在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的问题上提供了矜式，值得我们效法。

　　二

　　毛泽东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非常重视明察世情和熟悉国情。所谓“世情”，是指世界潮流或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以及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所谓“国情”，是指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国不同于外国的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和人群需求。毛泽东不仅把对中国近百年史和辛亥革命史的考察和研究作为了解中国国情的重要内容，而且把辛亥革命置于国情和世情中，以高屋建瓴的气势进行剖析和评价。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历来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的人带着某种偏见，有的人隔靴搔痒，或称之为“排满革命”，将其性质局限于种（民）族斗争的范畴；或称之为“士绅革命”，将其阶级实质模糊化。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强调“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选集》第527-528页）他是怎样通过对国情和世情的考察来确定辛亥革命的性质的呢？

　　革命的性质取决于革命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和所要实现的目标，而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又是由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对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确定社会性质，是确定革命性质的前提，毛泽东对中国国情进行科学考察，首先确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以作为判定辛亥革命性质的基础。他分析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西方列强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在另一方面，它们又强占中国领土，揠取各种特权，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社会刷度——民主主义的社会制。这些就是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从这种国情出发，毛泽东认为，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开始，中经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红军战争，直到抗日战争，一百年的斗争，从广义上来说，或者就其全体来看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他把马列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论述（即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反对封建主阶级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的革命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近代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从宏观上确定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然后，根据中国资本主义新经济的初步发展和新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成长状况，说明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仅仅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当时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

　　那场革命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因此辛亥革命与以前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等“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略有不同，它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是“正规”的、“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在深入考察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揭示“排满”动机背后的经济根源，确认“士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准确地认定辛亥革命的性质，使那些带有偏见的观点或隔靴搔痒式的研究相形见绌。

　　毛泽东的论述没有停留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结论上，他把考察事物的眼光从国情扩展到世情，根据世界革命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变化，进一步论证辛亥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根据十月革命前后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和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前，世界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因为那时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主义革命，无论从领导者还是从革命目的来说，都属于欧美式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即由资产阶级领导，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但是，由于这种革命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制度，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所以屡道失败。十月革命开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这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拿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政党，举行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帝国主义的干涉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将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事实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像辛亥革命那样的旧式资产价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所以毛泽东指出，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史上向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敢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毛泽东选集》第1359-1360页）只有在由于自己的成长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方量的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从对国情和世情的洞察分析中，一步一步地揭示辛亥革命的性质，由一般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到比较明确的、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到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揭示了这场革命的本质，而且从更高的层次上指明了这场革命的失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种治史的方法同样是值得效法的。在史学研究中，应该扩大视野，拓宽思路，联系中国国情，参照世界大势，把研究对象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背景下进行审视，打破以往孤立地、封闭地、就事论事地研究历史的俗套。只有这样，史学研究才会有新的突破。

　　三

　　在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和论述中，毛泽东不仅坚持使用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的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期的各阶级、阶层的表现、力量对比及其对革命的影响（对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史学界以往论述甚多，兹不赘），而且还坚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观察与辛亥革命有关的阶级、事件和人物，毛泽东的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历史的眼光。

　　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必然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分析任何事物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如果不顾历史环境的不同，而进行形而上学的类比就不可能得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毛泽东是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典范。他认为对伟大历史人物的缺点“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苛求于前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杜1977年版，第312页）对于历史上曾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事物，即使是后来走向了反面，也不抹煞其以往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并不因为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嘲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没有对辛亥革命全盘否定，没有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而是用历史的观点将其放到当时的具体环境中加以理解，对他们的历史作用加以肯定。在三民主义问题上也是一样。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孙中山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对指导当时的革命产生过巨大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那时的三民主义存在着许多缺陷，如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帝的口号，也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更没有联系工农群众的内容。“五四”以后，孙中山根据变化了的革命形势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认为新三民主义与党的最低纲领基本相同，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表示拥护新三民主义，并且与国民党中坚持走旧三民主义道路的人进行了斗争。然而，毛泽东即使是在批判新的历史时期仍在翻旧三民主义那老一套的人是不识时务者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旧三民主义。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旧三民主义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毛泽东选集》第653页）这短短两句话中所包含的历史主义观点可以看作是评价一切过时了的历史事物的原则。又如，在制定新中国宪法的活动中，毛泽东不仅肯定了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的革命性、民主性，而且还将《临时约法》作为新宪法的重要参考材料，并没有因为《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宪法有本质区别，而且是很不完善的草创时期的产物而将其置于视野之外。

　　（二）发展的眼光。

　　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不是静止不动的，历史人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它）们都会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或者前进，或者后退，甚至走向反面。马克思主义要求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永恒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要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用辩证法的观点说明历史的发展，不能把历史当作范畴的排列顺序和僵死事实的搜集，因为只有用发展的限光看待历史事物和历史人物，而不是就一时一事以偏概全，才能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敏锐地注意到孙中山的转变，及时地向他伸出授助之手，就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事物和历史人物的最好的范例。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思想、革命理论、实行方法，都在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变化着，从学习西方到以俄为师，从创立旧三民主义到提出新三民主义，从依靠少数武装、依靠军阀到联合共产党，扶助农工，建立“党军”，反映他是一位顺乎时代潮流而不断前进的伟大人物。共产党人如果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孙中山思想和行动的变化，就会把他看成是一位过了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不会去与他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用发展的眼光充分肯定了孙中山的转变，多次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选集》第661页）孙中山关于划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主张，“在他自已，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毛泽东选集》第551页）。毛泽东还勾划出孙中山思想发展、转变的轨迹，号召人们学习孙中山跟随时代潮流不断前进的优秀品质。

　　孙中山跟随时代湖流不断前进的优秀品格固然值得我们学习，而毛泽东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孙中山等历史人物的伟大胸襟更值得我们奉为圭臬。

　　（三）批判的眼光。

　　对于历史事物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不等于“纯客观地”叙述、介绍，而应该用我们的立场和时代进步的成果“批判地”对待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对待历史遗产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毛泽东曾经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但同时又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2页）这就是批判继承的态度。毛泽东在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时候，既不苛求，也不溢美，既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又毫不客气地批评其错误利缺点，他多次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即，既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又不愿彻底推翻封建势力，缺乏远见和足够的勇气，不少人还害怕民众，使辛亥革命带有严重的不彻底性。它虽然把皇帝赶跑，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掌握政权的时侯，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没有实现农村的大变动。他们没有动员广大工农劳动群众起来参加革命，甚至在工农觉悟起来以后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孙中山有“丰功伟绩”，又有“他的缺点方面”的论述，包含着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基本肯定，但又批判地指出其局限性，这表明毛泽东既尊重历史，但又反对步历史的后尘，主张以向前看的姿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着眼于当前的伟大时代，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吸取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用的东西。我们史学工作者应该学习他这种“古为今用”的治史态度，既要防止说古人古事一切皆好的复古主义倾向，又要避免说古人古事一无是处的虚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转载自《辛亥革命研究动态合订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