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戴戟与“一·二八”淞沪抗战(3)

　　1月23日，外祖父会同蒋光鼐、蔡廷锴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展开动员部署，并发布了联名签署的《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会后，他安顿了妻子和年幼的孩子，留下了遗书，抱着与上海共存亡的决心，踏上了抗战指挥的第一线。后来听外祖母说，和外祖父一样，当时每一位高级将领都立下了遗书，他们都作了赴死的准备。

　　1月28日夜间，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发动进攻。对此，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的顾高地在《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回忆》一文中回忆道：“1月28日深夜，日海军通牒送达上海市公安局，陆战队已在闸北开始行动，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才给戴戟电话说：‘外交手段已用尽，以后就看军事当局怎样办了。’戴戟愤慨地回答：‘你全部承认日方无理要求，如何对得起上海老百姓！’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之后，他便与蒋、蔡两将军履冰踏雪，连夜赶至真如车站范庄的临时指挥部，沿京沪铁路调遣部队进援，迎击来犯日军。并于第二日通电全国：“为救国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足凭之。”淞沪抗战就此打响。

　　此后30多天的战事中，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死伤万余人，并四度更换司令。此役是自甲午战争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首度对日本侵略军的沉重一击。对此，章太炎先生在当时即称赞：“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据此，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十二位将领以御敌有功获得嘉奖，荣膺青天白日勋章，外祖父当然也在其列。作为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军功勋章，对获勋者来说，那是莫大的荣誉。可惜外祖父为人太低调，我从来都没见到过这枚勋章。他一般不在妻儿面前谈论那段经历，更别提在我们这些小辈面前说这些事了，我所知道的很多事情都是后来其他长辈口中和不断的阅读中获得的。虽然所知零散，不成系统，我认为，这一代军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坚定信念、奋然而起，以自己的满腔热血和和火一般的激情为捍卫国家尊严而进行过殊死战斗，毫无疑问，他们有理由自豪，他们无愧于民族，无愧于历史，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三、痛苦的谈判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二八”淞沪抗战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也是中国方面抵御兵力最少的一次。至日军第十一师团抵沪时，日本陆海空军总兵力已逾七万，且有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军舰41艘、飞机150余架参战。而中国军队主力仅十九路军三师、第五军两师，加宪兵团、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队，共计不过四、五万人，加之武器装备的差距，可谓是一场力量对比颇为悬殊的战争。此外，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策略与上海当时国际地位的牵制与影响，使得战势逐渐完全倒向日本方面。

　　上海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又有西方列强的租界，成为各种权益错综牵连的交汇点。好比“瓷器店里打老鼠”，自开战之时起，西方列强使馆和英法主宰、美国支持的“国际联盟”便从外交方面积极介入，居间调停，力促中日双方停战、举行外交谈判。战事迁延，打打谈谈，其间从未中止过，双方相关外交、军事代表亦有过数度接触。3月初，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3月24日，在美、英、法、意等国的干预下，日本与中国国民政府在上海开始停战谈判。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停战协义》（又称《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当时属江苏嘉定县）、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则可进驻“若干”军队。正所谓：弱国无外交。用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将军日后的话来说，这真是个“沉痛的收场”！

　　近些年披露的档案材料，当时中日谈判代表均有负伤，谈判在双方各自的“伤痛”中进行得紧张激烈。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伕名辑《国军淞沪抗日记》中记录：“日军事代表初定白川，我亦决蒋光鼐，嗣白川不出席，改以植田，我方遂亦改为戴戟。”于是，外祖父受命参加了从3月24日开始的淞沪停战谈判，出席一系列正式会议。他和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等其他中方代表一道，对日方代表的种种蛮横要求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场谈判桌上面对面的交锋，其实并不亚于战场两军激烈的厮杀。

　　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一个宁愿战死沙场的军人，参加这样的谈判，外祖父是极不情愿的、极其痛苦的。当蒋介石最初指令外祖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外祖父不禁大怒，对传达命令的陈铭枢表示，如在日方认错的和平停战协定上签字，可以。但有丧权辱国条款的协定，则坚决不签。还说：“阿蒋（介石）签字的人多得很，宋子文、何应钦、吴铁城都是能手，何必要我！”然而作为军人，终是命令难违，又须战事止息，无奈之下只有忍辱负重，勉为其难，替国家、替历史去担当。

　　无论如何，这在外祖父的心中肯定是留下了深刻烙印的。或许，以后的这件事也为我们印证了他心中那永远的郁结。前些年，我去了外祖父的故里安徽旌德。听那儿的同族老人说起他的一桩旧事：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任皖南行署主任期间，外祖父曾回过旌德老家。那次，他先是祭了祖，之后便请戴家男人不分老幼喝了一杯酒。这天，家乡正好有学生演出，当时皖南地区民众抗日文艺活动比较活跃。演出中，听到学生们唱起了《松花江上》，外祖父便非常激动，拔出手枪就要自戕，吓坏了众人，被及时阻止才作罢。今天想来，或许是他认为国土沦丧，军人有责吧。尽管个人已经做了努力，但祖国半壁江山沦陷，作为一个军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他是个性情中人。

　　外祖父一生恪尽职守，淡泊名利，不慕权位，不事张扬。纵观其戎马生涯，每当外抗强虏、内除军阀的重大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而一至内战爆发，他又往往拂袖而去，这正应了他的那句口头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句大白话也是他久经沙场换切肤之痛后的最真实的感悟。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调皖工作以后，外祖父历任安徽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安徽省委主委等职。几乎每年冬天，从北京参加完“两会”后，他便要来沪小住一段。在家里，外祖父和我们说夹生的广东话，很是有趣。因为是军人，所以他的的嗓门特别大，也看不得人懒散，还不允许我们穿拖鞋，因为他认为“穿拖鞋”是一种“懒惰”、“放浪”的行为。他写日记，持续数十年之久，小时候我常见他每日早晨，执笔伏案，埋首于他的“每日必录”。外公喜欢吸烟，每当他回家，他的房间里总弥漫着一阵浓浓的香烟味，甜丝丝的，很特别，也很好闻，时隔多年，我仍然忘不了那种烟味。他还喜欢喝酒、聊天，只要他一回上海，家里总是访客盈门，闹猛起来。外公自己也不时出外登门拜访友人，他不顾年迈，挤乘公共汽车从市西赶到市东，又赶到市北，而不愿动辄叫小车，去麻烦有关部门和领导。记得我念小学六年级时，经常陪他出外乘车、寻路当向导，也就有幸旁听大人们的谈话。那时虽然听不太懂，但记得大人们谈的除了国事还是国事。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外祖父工作所在的安徽省人民生活困苦，他忧国忧民的言谈，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今天看来，还留给我们两个重要的启示：其一、对普通民众来说，应永世不忘。“一·二八”是中国近代上的大事，我们上海市民中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一事件？恐怕已经很少了。我们的政府、文化界应该予以重视，并加强宣传。其次、从学术界来说，随着史料档案的不断开放，就这段历史仍有许多值得挖掘之处，应进一步加强研究，厘清历史真相。当然，我自己也很想把《淞沪停战协议》这一段始末扎扎实实地研究一番。

　　【编者按】：本文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坚先生口述，何真先生记录整理。本网衷心感谢沈坚教授和何真先生惠赐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