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转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左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经历十年动乱的中国百废待兴，“文革”留下的许多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仍然在实行，众多冤假错案需要平反纠正，党的工作重心急需转移。正是在此背景下，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此次会议的时间虽然较短，但会议的前前后后的细节却仍然值得回顾。

　　三中全会前奏——中央工作会议

　　实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前，中共中央还举行了一次为期40多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的各项议程定下了基调。为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参加会议。本次会议原本主题是讨论1979-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及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等经济问题，并分成了东北、西北、华北、西南、中南、华东六个小组进行讨论。但会议开始后，陈云等提出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及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与平反问题，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响应，使会议讨论主题发生了转向，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发表了讲话。代表们一致赞成邓小平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同意的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并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部分犯错误的同志及中央部门也进行了批评，华国锋也进行了自我批评。会议讨论了促进农业发展问题，对于1979、1980年国民经济安排，则提出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及流通、分配等问题。会议还讨论酝酿了中央政治局的人选及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问题。亲历此次会议的朱佳木回忆说：“中央工作会议原定有三个议题，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只是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然而，会议开始后，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讨论的主要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真理标准讨论中暴露的问题和中央人事调整问题，并且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著名讲话，为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他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中央工作会议全面讨论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 、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准备。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对当时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讨论很彻底，也形成了很多共识，三中全会实际成了落实此次会议的成果，故开得十分顺利。

　　三中全会的过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列席代表9人。除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外，参会代表仍然被分成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南组及西北组共6个小组，并设立了各组召集人。

　　12月17日，参会代表陆续到会议举办地的京西宾馆报到，并领取了会议日程、分组名单及会议文件等资料。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各组召集人开会，主要传达了三中全会的议程及开会办法。12月18日白天，参会代表主要是阅读学习华国锋、邓小平等人讲话在内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及《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等。六个小组也在当天分别召开会议，由各组召集人向代表们通报了17日下午各常委有关会议安排的指示，并讨论了犯错误同志的处理问题。此外，秘书组还向代表印发了《大寨大队关于农业建设投资情况的报告》的参考资料。

　　18日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华国锋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全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日，代表们仍是学习文件，西北组等个别组也进行了讨论。秘书组当天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汪东兴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检讨，还有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在18-19日各自提交的书面检讨，供代表们参阅讨论。因代表们对在“文革”中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意见甚大，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提议撤销中央专案机构，汪东兴还在19日下午主持召开了关于移交中央专案一、二、三办和“五一六”联办专案材料的会议，提出四条处理原则，决定将这些专案机构全部撤销，相关材料都交由中央组织部统一处理，受到了代表们的肯定。

　　12月20-22日下午，六个小组都是在进行分组讨论，主要讨论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的讲话，还有会议的各项既定议程，诸如工作重点转移，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农业文件，1979-1980年的国民经济安排、健全民主法制等重大事项，并对会议印发的文件提出意见，而且代表们纷纷赞扬了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成果。会议秘书组还在20-21日又印发了《增补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及《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第三次报告》及附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草案）》，供代表们进行讨论。关于各小组分组会的讨论内容，据亲历者于光远回忆概括有四条：第一条是原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委们以发言的形式向未参加会议的中委们介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第二条是所有出席者都对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表态，对全会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表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表态；第三条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康生问题等发表意见。第四条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表态并提修改意见。关于全会公报，据时任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回忆说，早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开始了这个公报稿的起草工作，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经多次修改。在全会闭幕的最后一天即22日，才送到了与会者的手中，他们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而对于提交书面检讨的四位同志，代表们也认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的“给他们一些考虑时间，再作进一步检查”，并在小组讨论中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同时还批评了康生、毛远新、张铁生等人所犯的错误。

　　六个小组的代表在讨论中也畅所欲言，为中国的下一步发展献计献策，这些发言也多在会议简报上刊登。六个小组都根据讨论结果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书面建议，学者程中原曾根据档案对各组讨论要点进行过梳理，如西北组根据讨论结果，向中央提出了部分开放中南海、开放人民大会堂、设立中央秘书长、政治局委员不能搞特殊化等五条建议。西南组则建议要搞好党内团结，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保证全国的团结，才能为工作重点转移创造安定的局面。华北组在讨论中则建议加强群众监督及对中央委员的监督。华东组讨论中则建议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才能保证民主。对于各组的建议及对农业文件、经济安排的意见，党中央都进行了认真听取，部分建议也在全会公报及以后的实践中得到落实。

　　12月22日通过了两个农业文件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及全会公报，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委员会成员，并选出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经过表决同意，全会还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其中对于人事变动，于光远回忆说：“有些与会者对几位政治局委员提了不少批评性意见，提出他们现在担负的工作是否合适，有人甚至直接提议免除其职务。但邓小平同志不同意，他几次在中央常委跟各组召集人谈话的时候，都说到了一个原则，叫‘只进不出’或‘只上不下’。邓小平的考虑是：第一，要给海外一个中共高层是稳定的、团结的形象。第二，考虑到当时中国需要大规模引进外资，不能影响中国的加快经济建设工作。”

　　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在闭幕会上讲话，除了表示感谢外，还指出：“我认为三中全会和在此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了团结。”华国锋最后讲话，肯定了毛泽东的贡献，也指出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错误处理是毛泽东同意过的。他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及三中全会两次会议精神，要求：“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一定要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一定要不断地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一定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最后，华国锋宣布大会闭幕，为期五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圆满结束。随后在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了新增选政治局委员的分工问题及其他人事安排，并决定设立中央秘书长，由胡耀邦出任，为落实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此次会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及组织路线，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之前所犯的左倾错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伟大决策，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此次会议的精神可以在会议公报中得到体现，公报于12月22日由全会通过，胡乔木23日又加以修改，再由中央常委审定，23日晚正式广播发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开篇介绍了会议概况及人事决定，之后分五大部分介绍了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策，包括工作重点转移、经济工作安排、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健全民主法制、毛泽东的评价及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而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要》也对此进行简要概括：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会公报还向全党发出号召：“只要全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既勇于创造新的经验，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充分调查研究，实行精心指导，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党和人民的胜利前进。”

　　三中全会的反响

　　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也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23日晚上，全国人民在广播中听到了公报全文，24日登载公报全文的报纸也在各地销售一空，大家都感到精神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纷纷拥护全会各项决定，决心紧紧跟上并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都迅速召开会议，学习讨论此次公报，传达会议主要精神，并要求当地各级党委根据公报精神及工作重点的转移，部署安排1979年工作，带领群众认真学习公报。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首都人民的反响时称：大家普遍认为，这次全会将以它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我党的历史上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指引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夺取新长征的伟大胜利。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表达自己欢欣鼓舞的心情：“我们的党将更兴旺发达，我们的人民将更斗志昂扬，我们的国家将更团结一致，蒸蒸日上！”有的同志赋诗表达自己的心情说：“听罢公报泪盈眶，多少热血谱新章。‘天马’‘四害’昙花现，民主法制与天长。历史经验永汲取，实现四化凯歌扬。”对于京外的反应，12月26日的《人民日报》曾对此报道称：许多干部、群众都说，这次全会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我们党很久没有开过这样好的会了。他们指出，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全国八亿人民的迫切愿望。

　　12月27日上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举行座谈会，专门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认为会议作出的重要决策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会对中国的各项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对此座谈会报道称：到会委员一致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

　　这次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