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干涉北伐战争 蒋计划死战(2)

　　消极对抗，以退为进

　　在对华政策上，日本军方与政府向来分歧严重，相较军方的强硬，日政府更倾向于对华缓和。为了摆脱困境，蒋决意对此大加利用。5月12日，在听完何成浚的汇报后，他便开始刻意回避与福田接触，而把交涉的重心转向日本政府，意图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外交渠道来解决济案。

　　蒋介石执意将济案交由外交解决，不仅是目的，同时亦是向日方施压的一种手段。蒋介石的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的确收到了一定效果。5月14日晚，双方交涉中断约一周以后，日参谋本部发出声明，表示“已令福田停战”，并特意强调继续认定蒋为交涉对手。日军还在致其政府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军队没有作为政府干预涉外事项的意图”，只要中日双方所达成的协议不损害军方的威严，军方便可同意日本外交当局与中方展开交涉。同时，福田本人也建议参谋本部，“军部的作战行动就此停止，此后转入外交交涉为适宜之策”。5月17日，日本外务省、陆海军当局正式决定放宽军事交涉的条件，并获内阁通过。

　　蒋介石对继续军事交涉的消极抵制，令日本军方中主张对华强硬的势力十分恼火。5月24日，松井托张群通知蒋和南京政府，“务必派蒋介石前往济南。万一蒋不能赴济，则派遣有力之全权为绝对必要之”，否则“本事件有益加扩大之虞”。

　　面对松井等人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蒋介石于5月25日做出强硬回应。他决定不再一味接受日方所提条件，转而提出自己的诉求。他坚持在派代表交涉之前，双方必须先就济案的具体解决方案达成初步协议，包括对福田最后通牒中所提的五条内容“如何通融？奉张出关之如何应付？必皆须得彼方切实之承诺”。

　　5月31日，松井赴青岛，准备与蒋介石展开会晤。松井来华，本是受蒋所邀，而双方的会面原本也一直是后者所极力希望促成的。但此时，受益于内外形势的转变，蒋却明显改换了主意：他一再坚持“济案须先事内定条件”，且明确表示他本人不能赴青岛与松井会面，而且就连先前他所同意的对日道歉，此时也反悔了。在这种情况下，田中、松井等先后代表日本政府和军事当局下令，“要求师团长们缓和”。受此影响，6月2日，驻山东日军正式拟定了一份“绝密”级别的《山东善后方案》，其中明确表示：“要对南京政府展开外交交涉，把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并迅速解决。”蒋介石“以拖待变”，消极对抗的策略，让日方意图用武力逼迫他屈服的计划落空了。

　　此后，尽管双方仍有零星接触，但终究难有实质进展，交涉陷入长期停顿之中。最终，直至当年10月，日本军中强硬派势力得以暂时消减之后，由两国政府所主导的济案外交谈判才得以真正开启。

　　强硬的蒋介石与软弱的国民政府

　　在战场上，蒋介石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表现。面对日方的步步侵逼，他并非没有考虑过进行军事抵抗。正如熊式辉所言，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其实都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因为“日本一定要同我们开仗，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要想方设法的同他对抗，或者我们避过他，不同他冲突”。

　　早在济南事件发生的次日，蒋就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如日军不悔悟，继续逞凶，则惟有出于一战，以保中华民族之正气云。”5月9日，当获悉熊式辉、罗家伦二人与福田交涉情况的报告以后，他在日记中再次愤怒地表示，如果日军进逼扩充至三十里范围之外，为国家与人格计，“必出于死战之一途矣，断断不容再忍也”。

　　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济南事件发生后的十来天里，北伐军“几乎每天都有局部的、断续的抵抗,有时则是‘有组织的抵抗’，……有的是经他（蒋）本人斟酌后改而同意的,如党家庄阻击战；有的更是由他亲自安排下令的,如济南城守卫战”。至于他在5月10日兖州会议上所决定的对日“不抵抗”方针，“不过是属于从名实关系之间产生而泛化出来的‘后话说前事’现象而已”。“‘不抵抗’在当时并非恶名”。

　　事实上，当时，无论是舆论，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主张对日“不抵抗”的都大有人在。如《大公报》、《申报》、《晨报》、《益世报》与《民国日报》等几大报纸，都一致主张对日镇静、忍耐，否则就会中其奸计，并力倡北伐优先、统一至上；同样，这种观点也是国民政府高层的共识。

　　5月5日，为了决定济南事件的应对方案，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临时会议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谭延闿、李烈钧、张静江、蔡元培等十三位国民政府委员几乎一致认为，还未到与日方言战的最好时机，可密令各省秘密进行战备动员，但不可轻易开战；当前的优先任务，应是排除干扰，全力专心北伐，待实现国家统一目标之后，再行对外。会议最后通过了应对济南事件的六项决议，包括：“北路大军继续攻击前进，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蒋总司令，仍积极进行北伐，关于日本军队在济南之暴举，另由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交涉”等。可见，在当时，坚持北伐优先，而对日妥协、退让，不仅是蒋介石个人的主张，而且也是整个国民政府高层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