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

辛亥革命网 2019-04-02 09:12 来源:《北京师大》 作者:陈荩民 查看:

五四运动时,我是北京高师学生,二十五岁,曾亲身参加了这一运动,受到深刻的教育。
  我国自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王朝及军阀的统治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既没有民主,又没有科学。一九一五年,北京出版《新青年》,激发起青年要求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巴黎和会,理应收回山东主权,并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然而,和会却作出决议: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一概让给日本。这样,中国就以“战胜国”的资格受到“战败国”的待遇。消息传来,举国上下,群情激愤。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由北大、北高师(北师大前身)等校学生发起示威游行。当时的口号是:“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铲除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抵制日货”等等。这个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群众奋起响应,纷纷罢课、罢工、罢市。到六月九日,北洋政府在全国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免去卖国贼曹汝霖(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长)的官职。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也就义正辞严地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就是五四运动政治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致情况。

  五四运动时,我是北京高师学生,二十五岁,曾亲身参加了这一运动,受到深刻的教育。本来,北京的各大学原订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即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以示抗议。但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谈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同时,又得知反动政府要在五月七日进行镇压;因此,五月三日,北京各校学生纷纷在晚间集会,讨论对策。我们高师学生也在校内风雨操场集会,同学刘庆平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大家非常激动。有些同学赶制“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标语;另有些同学赶印传单,以声讨反动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呼吁各界支持这一爱国正义行动;并派出代表到各校联系。五月四日上午,各校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将原订于五月七日的游行示威提前在五月四日下午举行。

  五月四日下午一时,北大、北高师、法专、工专、农专、医专、俄文专修馆、朝阳、汇文、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共约五六千人,高举着校旗,齐集天安门前,整队后开始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高举着“还我青岛”,“取消卖国二十一条”……等标语,浩浩荡荡向外国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挺进。游行队伍沿途受到反动军警拦阻,到东交民巷口,又被使馆巡捕阻挡,无法通行。队伍就改道走东长安街,经东单牌楼,直捣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巢穴。当时,曹家门紧闭,已有许多军警在周围防守。愤怒的学生一拥而上,用木棍、石块、砖头撞击。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被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我们到处搜寻曹汝霖,但他和陆宗舆早已逃匿。只有章宗祥躲藏在厢房的大衣柜里,被我们抓了出来。他已面如土色,跪在地上,大家拳打脚踢,把他打得半死。同时,曹家被捣毁,后院已起火。随即一群反动军警涌进门来,对我们进行镇压。见人就打,见人就抓,一共抓了三十二人(据我所知,被捕的三十二人中,目前在北京的,还有许德珩同志)。把我们押解到步军统领衙门,经过审问、登记后,关进牢房。

  我在曹贼院内遭军警毒打时,眼镜被打掉,手表被打坏,胳臂被打得鲜血直流。我们被关进牢房后,被严加监视,不许交谈,不许走动,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直到当晚半夜,又把我们押解到警察厅。第二天(五月五 日),又经过分别传讯,追查指使人,强迫我们承认打人放火是犯罪行为。我们异口同声、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们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是正义的爱国行动,你们能说我们爱国有罪吗?!”我们慷慨陈辞,驳得审讯者哑口无言。当时,被捕的人分几间房间关押。我和高师同学向大光及其他学校学生共七人关在一间牢房内,共用一盆洗脸水,待遇虽十分恶劣,但大家精神抖擞,毫不畏惧。当时,各学校纷纷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各校校长和其他爱国人士多方奔走营救。最后,反动政府迫于群众的压力,只好在五月七日同意由被捕学生所在学校的校长保释。

  我们北京高师被捕的学生共有八人,五月七日由警察厅派两辆车子送我们回校。刚到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我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我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并为我们拍摄了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到现在)。群众的爱国热情倾注在我们被捕获释者的身上。我们能获释返校,这是群众的力量,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终生难忘。当时的情景,到今虽已整整六十年,但仍历历在目。

  五月七日返校的当天晚上,我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就召集评议员开会。参加开会的评议员除我外,回忆出来的还有董鲁安(后改名于力,解放后,曾任监察院院长,后病故)、熊梦飞和匡互生三人。在这次会上,建议组织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我被选派为高师代表去参加这个会。后来,我被推选为全国各界抵制日货联合会主席,委员会内还有北大代表李光宇及女高师代表朱光玉。委员会向全国各界宣传抵制日货,即: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不卖日本货。并动员中学生制作一些家常日用品如手巾、儿童衣帽等等代替日本货,送往商店销售。全国各界都支持这个运动,纷纷向反动政府提出,不准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撤销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由于反动政府无视群众的要求,并为曹、章、陆三人辩护,五月十九日,各校学生发出罢课宣言,宣告罢课,同时组织了演说团,派代表到上海、天津各地宣传。六月三日,反动军警逮捕了在北京街头作宣传的三百多学生。这消息迅速传到各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工人、学生、商人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也举行罢工、罢课、罢市,这就是全国的“三罢运动”。最后,反动政府慑于群众的威力,迫不得已,才于六月九日免去曹、章、陆三人的职务,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才能义正辞严地拒绝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的原名叫陈宏勋,当我于五月七日获释返校后,受到了高师校长、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关怀。校长陈宝泉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对我说,为了避免我再次被传讯或逮捕,要把我的名字改为“荩民”,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我感谢了校长和老师对我的关怀,并改成这个名字直到今天。

  五四运动后,因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要学习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我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去法国学习数学。回国后,决心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为我国培养科学技术人员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先后写出了一些数学教材及参考书出版。想到了我国自明朝徐光启首先介绍《几何原本》后,几百年来,几何学已起了重大变化,而具有革命性的“非欧几何”一书,尚无人介绍。于是,我写了《非欧派几何学》一书,以期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做一些工作。可是,在旧社会,个人虽希望看到我国强盛,科学发达,人民安居乐业,但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贪污腐化,摧残科学,残酷剥削,民不聊生,我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全国解放后,在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工农业及科教事业蓬勃发展。我一直从事高等数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编写高等数学教科书。

  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也是建国三十周年,同时又是工作重点转移的第一年。我国科学技术虽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进展,但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与西方科技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宣布,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正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今年我虽然已经八十五岁,但我还要在新的长征路上,同青年一道前进。我打算在完成重新编写《高等数学基础》一书之后,再编写一部《工程数学》,以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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