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四运动回忆(2)

辛亥革命网 2019-04-02 09:06 来源:中国共青团网 作者:尹明德 查看:

一九一九年北京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划时代的运动,是中国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始,它在革命过程中的历史意义是很重要的。

  (2)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出走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自由思想,对新旧各派,采取“兼包并容”的办法,北大教授中有倾向社会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有极端守旧的辜鸿铭等。他同情社会主义思潮,提倡“平民教育”,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他并主张“劳工神圣”,曾在天安门演讲说:“此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但是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在当时,对军阀官僚的封建斗争和社会主义新文化思想的萌芽,他是起到一些促进和保护作用的。五四运动时,各校学生代表的活动,多以北大为集会场所,而北大学生在运动中,又居于主动地位,因此,安福系军阀认为蔡是五四运动的主使者,对蔡极为不满。五月九日,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有将滋事学生送交法庭依法办理的命令,而有关军警法院机关,跟着即传讯释放的学生,企图追究五四运动的策划主使人。蔡认为北京军阀政府,毫无悔改的诚意,事已不可为,即于当日秘密离京南行。蔡行前极为秘密,北大教职员和学生多不知情,及知蔡被迫出走,北京教界都大为愤慨!一致请求挽留,但蔡去志坚决,已无法挽回。

  (3)五月十九日北京各学校总罢课

  五月九日后,北洋军阀政府派有大量武装军警到各学校监视,并命令学校禁止学生进行爱国活动。对于亲日派卖国贼曹、陆、章三人不惟不加惩处,反而在他们的辞呈上大加奖勉,说曹汝霖是迭任交通、外交、财政总次长“公忠体国”,陆宗舆、章宗祥是先后任驻日公使“有裨大局”的一些故意违反人民公意的话而加以慰留。北京学生对于军阀政府这些倒行逆施反人民的做法,极为愤怒,当即由学生联合会议决于五月十九日各校同时宣告全体罢课,并向全国各团体各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同时向反动政府提出罢免曹、陆、章等卖国贼,以谢国人,撤除监视学生的军警,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青岛问题决不许签字等项要求。自十九日起,各校学生组织演讲队和文字宣传,出发在北京城所有街道胡同以及公园各娱乐场所宣传讲演,尽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对中国的恶毒侵略和无理强占我国山东青岛的各种权利,对于军阀政府勾结日人的卖国罪恶行为,也加以揭发,并劝告群众不买日货,提倡国货。广大群众听后,深为感动,引起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深刻仇恨。

  北京学生自十九日起总罪课后,反动政府对于学生的种种活动,无不加以干涉,所有散发传单,露天演讲,都被军警驱散群众,严厉取缔禁止。学生联合会开会地点随时变动,一经查觉,也被强迫解散。五月下旬,教育部命令各学校限三日内恢复上课,如不遵照,将采取严厉镇压来加以恐吓。学生置之不理。露天演讲既被军警横加干涉制止,无法活动,学生乃改变方式,采取三人或五人一组,以贩卖国货为名,出入各公园娱乐场所以及茶楼酒馆,乘机宣传活动,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五月底反动政府为分散学生势力起见,各校除应届毕业的学生举行毕业考试外,其他学生提前放暑假。但各校学生并不受骗,仍团结一致继续奋斗。

  (4)六三运动的掀起

  自五月十九日总罢课以来,加紧宣传抵制日货,日人受到很大的影响,反动政府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指责和支持,对学生的镇压更加严厉,并以极其反动的王怀庆代替李长泰任步军统领,全城军警密布,决心镇压学生的一切活动。到了六月一日,北洋军阀政府竟宣布戒严命令,宣布解散学生团体,企图以高压手段最后制止学生的爱国政治活动,并于二日逮捕了在东安市场贩卖国货的学生七人。不料军阀政府反人民的压力愈大,而学生激烈反抗的力量也更增强,北京学生联合会即于二日议决由三日起,各校学生分三天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大量出发演讲,即头一天每校出发演讲一部分,第二天又出发一部分,第三天剩下的学生全部出发。出发演讲的学生,明知会被军警逮捕,大家准备进监狱,誓与反动的恶势力军阀官僚战斗到底,决不屈服。各校的学生按照学联会的决议由六月三日上午起即出发演讲,每人把小旗一面藏在身上,秘密地一个个到指定地点集合,举起小旗,每十人为一小队,开始演讲活动。沿街军警,随时戒备,并不松懈,一经发现演讲队,立即加以逮捕,先解到附近的警察分局集合,然后由保安队武装兵每两人夹一个被捕学生解送到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拘留起来。法科的大门前和四周,树立了许多营幕,军警严密看守,俨然成了一座集中营。当武装兵押解被捕学生在大街进行的途中,学生们悲壮激烈的边走边高喊:“誓死争回青岛”,“誓死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为”,“大家一致起来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口号。沿途观看的市民群众,对军阀的暴行,莫不怒形于色表示愤慨!当天被捕的学生共有四百多人,差不多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都有。云南学生被捕的有北大李士贤、王有德,农专罗家楷,清华大学华秀升、施晃,工专尹明德总共六人。

  军阀政府以为三日出外演讲的学生一律加以逮捕,此后学生不敢再出来演讲了,尤其顽固透顶的步军统领王怀庆是这样夸口的。不料这种妄逞淫威反人民的措施适得其反,学生更加愤怒,四日各校出发演讲的学生较三日出来的更多,军警照样凶恶的加以逮捕,解送北大法科,法科连头一次被捕的共拘留了八百多人,已不能再容纳,又把四日被捕的一百多人押解到北大理科拘留。被拘留在法科的八百多人,系十八个学校的学生,即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清华大学,汇文大学,民国大学,俄文专修馆,财政商业学校,高师附属中学,公立第一中学,公立第三中学,北京师范,山东中学,甲种商业学校,畿辅中学,崇文中学等校。

  五日各校学生更为激昂,出发演讲的有两千多人,按照各校靠近地点分为三路进行演讲:第一路由东四牌楼经东单牌楼到崇文门一带;第二路由西四牌楼经西单牌楼出宣武门一带;第三路由厂甸前门到东长安街西长安街一带。这样规模浩大的演讲队伍出现在各街市,反动政府恐慌起来了,感觉学生越抓出来的越多,知道用武力高压手段压服不了学生。而天津、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的学生,得知北京军警大量逮捕赤手空拳的学生,无不激愤,都纷纷起而罢课,上海的商界和工人也在开始罢市罢工,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电反动政府表示愤慨,提出应即释放被捕学生,并罢免卖国贼曹、陆、章以谢国人。因此,五日出发演讲的学生,军警不敢再逮捕一人。到了下午六点钟,连监视看守北大法科学生的军警,都悄悄的全部撤走了。

  三日被捕拘留在法科的学生,虽在军警严密监视之下,仍不放松组织活动,当晚即在里面组织了一个被捕学生联合会,仍分评议干事两部:评议部由各校按被捕人数多寡比例推出组成;干事部有交际、庶务、会计、纠察、卫生五股,由各校学生分担。被捕学生一切有人负责办理,秩序井然。学生自三日被捕拘禁后,即引起北京各学校教职员、各法团和全城人民群众关怀同情,各方面纷纷派代表携带果品食物前来慰问,甚至有送钱作伙食费的。但学生对于送钱的一概婉言谢绝,不肯收受。

  五日下午六点钟军警撤走后,学生即自行派人轮流守卫大门,学生无一人外出。六日下午教育部派代表四人前来慰问,并劝学生回校。学生推代表表示说:“我们既被捕而来,不能无条件叫我们回去,政府为何逮捕我们?应把理由说明白。我们要求巴黎和会我国代表对山东青岛问题拒绝签字和惩办卖国贼曹、陆、章三人,政府迄无明白表示。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两事政府没有表示态度和没有向被捕学生认错道歉以前,我们决不离开此地回学校。”教育部代表允将学生要求转达政府而去。

  当时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是钱能训,而实际控制的是安福系军阀,鉴于逮捕学生事态的扩大,已引起全国性的罢课、罢市、罢工的形势,反动政府深为恐惧,乃不得不于七日上午九时派国务院秘书曾彝进偕教育部两个司长到北大法科代表政府向被捕学生讲话道歉!曾讲话大意说:“这次学生激于爱国义愤,组织演讲宣传,是维持国家主权的正当行为,军警逮捕拘留,自知处置失宜错误,今日特派我等代表政府前来向大家道歉,望同学体念政府苦衷,即日回校上课。国家今后的一切建设,进而达到富强,责在大家同学身上,希望以学业为重,早日恢复上课。至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签字问题和惩办曹、陆、章事件,政府自当衡量处理。”曾等走后,被捕学生联合会即召开会议,多数认为反动政府既自认错误,派代表前来道歉,我们的要求一部分已达到,至于和会拒绝签字和惩办卖国贼两事,以后还可以继续力争,主张应即回校与其他同学共同策划今后进行活动方针。在外的学生联合会,也认为反动政府既派代表表示认错道歉,亦希望同学即日回校。于是被捕同学即于七日下午五时在万人欢呼声中各自整队回校。

  被捕学生回校后,各校学生仍继续加紧进行宣传活动,而反动政府军警已不敢干涉。学联会并提出如政府不惩办卖国贼与和会拒绝签字,各学校仍继续罢课,奋斗到底。而上海、南京、天津、武汉以及其他各大城市的学、商各界由六月五日起,都相继罢课罢市。尤其重要的是上海在日本纱厂的男女工人和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在五日先后罢工的就有两万人以上。上海工人罢工的声势,随即波及其他各地,接着沪宁铁路、沪杭甬铁路的总机厂工人,并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以及其他地区的工人,都相继罢工,一致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到这时爱国政治斗争运动,已不仅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的运动,而发展成为有广大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全国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了。北洋军阀政府虽然蛮横无理,看到这种运动的浪潮越来越大,也不得不屈服,乃于十日明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职务。反动政府既经屈服,运动已获得初步胜利,六月十二日,北京和各地的学生开始复课,商界恢复贸易,工人复工,但对于“外争国权”巴黎和会拒绝签字的运动,仍在继续进行。

  (5)包围总统府强迫徐世昌电令中国代表拒绝和会签字

  六三运动对于“内惩国贼”的目的,虽已达到,但对于“外争国权”这一斗争的目标,并没有放松。到了六月二十五日,听说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将于二十八日签字,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情绪极为紧张,当即由学联会议决于二十六日下午一时,各校学生到新华门总统府向总统徐世昌请愿,要他打电报给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对于山东青岛丧权辱国的条款拒绝签字。各校男女学生按时齐集新华门请求见徐,但徐拒不接见。学生们守候不走,认为时机迫切,非见徐不可,直到晚上八时,徐仍不见。各校代表临时商议决定,所有女生一律回去,男生则露宿新华门前(作者系当日参加请愿露宿者之一),一定要等到徐接见允许拍电给代表拒绝签字才回去。露宿守候到第二天上午九时,徐看光景不接见学生不走,乃允许推代表五人入府接见。适天津各界代表请愿团也赶到,并推代表二人一同入见。代表等见徐,说明山东青岛一切权益,全国人民坚决反对转让给日本,请示总统迅速电告中国代表不许签字,万一电报到巴黎而中国代表已签字,将来政府不予批准。这些要求,徐内心是不愿这样做的,但学生已包围总统府一天一夜,迫不得已,徐只得答允照代表们的要求办理。于是各校学生才回学校。

  到了二十八日这一天早晨,留学法国的巴黎的学生和华侨,知道国内群众对拒绝和约签字的运动很激烈,也结队到中国代表住处阻止他们赴会签字,并声言代表如要去签字,大家就要照国内学生对待曹、陆、章的办法对待他们。后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签字。大家得知后,感到“外争国权”的反帝斗争也获得了初步的胜利,心情上感到愉快。

  (6)五四运动获得胜利的原因

  五四运动对于巴黎和会的分赃会议,卒能使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不让和会把山东青岛的权益断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又对于惩办卖国贼曹、章、陆三人,终能使北洋军阀政府屈服罢免了他们。这些胜利,是经过一系列的艰苦斗争才取得的。所以能取得这些胜利,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苛刻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政府屈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订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激起进步人士和全国人民的义愤,尤其青年学生具有纯真的爱国热情,更是怒不可遏;加以十月革命甫经胜利,也鼓舞了青年学生的革命情绪,有了这两个因素,就使运动如烈火燎原,形成了划时代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斗争的目标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正义斗争运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愿望,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

  有系统地组织领导,如学生联合会,各校学生干事会等组织,故能有条不紊地开展斗争进行到底。

  有步骤的进行斗争。在运动期间,学联会随时针对反动政府的措施,斟酌情况,给以有步骤的斗争回击,使反动政府穷于应付,不得不低头屈服。

  发挥了坚强团结,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的精神。既不怕反动军阀凶恶的淫威镇压,更不受无耻政客的利诱(六三运动学生被捕拘留在北大法科时,梁启超的弟弟梁某和安福系分子吴光新都送钱给学生作伙食费,但学生拒绝不受),大家始终团结一致的坚持斗争到底。总的说来,胜利取得的最大原因,一方面是有革命战士共产党员李大钊等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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