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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泉会议与四川保路运动

2021年8月17日,民革内江市委会赴资中罗泉开展“辛亥革命文化遗址保护和开发”专题调研

  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罗泉镇,位于资中县、威远县、眉山市仁寿县三县交界处,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以产盐而闻名天下,清雍正八年曾设立资州罗泉分州府。1911年8月4日,史称罗泉会议的四川保路运动会在这里召开,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

  保路运动导火索

  二十世纪初,列强把贪婪的目光瞄准了川汉铁路的建设权,“均以借款造路为请”“计求强取,百端纷扰”。为阻止列强对川汉铁路建筑权的掠夺,一批开明士绅和留日学生上书四川总督,要求川人自办铁路。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四川铁路入他国之日,即四川全省土地人民永附属他国之日也”。1903年,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朝廷自办川汉铁路。1904年,在成都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明确提出“不纳外股,不借外债”。1907年,《续修章程》针对外国强派筑路工程师,提出“延本国人为总工程师,其应聘东西洋各国人怠于职务,本公司可随时知照总工程师辞退”。

  为筹措筑路资金,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股份。四川主要采取“田亩加赋”抽租入股的办法,“收租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因此,全川人民,无论贫富,大多与川汉铁路产生了经济联系,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

  然而,各国列强不甘心川汉铁路筑路权的旁落。英国公使要求川汉铁路所需款项概由英美借贷,法国领事提出川汉铁路工程款由其包揽。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迫于压力,1911年初,清政府在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5月20日,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总额为600万英镑的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并以地方厘金、盐税作担保。6月13日,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借款合同”寄达成都,清政府夺款、卖路的行径暴露无遗。

  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全川人民的愤慨,一场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保路运动勃然兴起。5月28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要求清政府“暂缓接管川汉铁路,若非要接管,则请退还士民所筹路款”。6月11日,清政府回电:“如果川省定要筹还路款,朝廷必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约保路”,全川各地闻风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分会和协会,发动和平请愿和罢市、罢课等斗争,参与者达数十万人。领导运动的立宪党人主张“文明争路”,采取抱着光绪的牌位哭诉、乞求的办法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清政府则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以致保路运动没有任何进展。

  罗泉会议定方略

  西南各省尤其是四川哥老会遍及城乡,后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南北各省。1906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接见川南哥老会首领佘英,鼓励他回川组织群众开展武装起义。佘英先后在泸州、江安、叙府、隆昌、广安等地组织起义。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回川后,联络川西南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和等加入同盟会,做好革命准备。

  保路运动初期,部分同盟会员加入保路运动中,他们“外以同志之名,内行革命之事”。1911年7月底,同盟会领导人龙鸣剑、秦载赓邀约资州哥老会首领张益山来到罗泉镇,召开筹备会议。他们在罗泉街上乡绅胡范渠书院商议,决定“外借哥老会之名,内议起义之事”。随后,龙鸣剑与秦载赓等商定,以秦载庚的名义,通过鸡毛文书通知各地哥老会首领8月4日到资中罗泉召开攒堂大会。因罗泉镇处于三县交界处,较为偏远,地形复杂,便于转移。同时,当天是四川铁路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开会日期,官吏的精力不会关注到罗泉。当天,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秦载赓和各路哥老会首领罗子舟、胡潭、胡郎和、孙泽沛、张达三、侯国治等人在罗泉天主教福音堂召开会议,史称“罗泉会议”。资州哥老会首领周星五、张益山,内江哥老会首领朱章甫、马心斋,威远县新场、连界场哥老会首领杨绍南、陈吉五也派管事或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在深夜举行,派出岗哨警戒到一二十里外,名曰“攒堂”,实则商定起义方略。会议作出五项决议:一是探查敌情——先行探查新旧军队及全省警察的人数、驻扎地点;二是交换情报——各地要随时互相交换消息,汇报给华阳和新津总部,明了军情;三是枪弹来源——起义的枪支弹药向各地团练局及富绅借用,将来归还:四是粮饷问题——各向各该县借用积谷、社谷及其他公共财物,作临时开支,不向民间摊派;五是严肃军纪——各路发动的同志会一律改称同志军,推举人员统率,必须严肃军风纪。会上商定,各地于阴历七月底同时起义,推定秦载赓为川东军事负责人,侯宝斋为川南军事负责人,张达三、侯国治为川西北军事负责人。

  7月中旬,新津袍哥首领侯宝斋以贺寿为名,邀请袍界巨子百余人聚会新津,密谋举义,决定“各回本属预备,相机号召,一致进行”。

  罗泉会议是同盟会继新津会议后召开的一次参会人数更多、范围更广、计划更周详的军事会议,为即将到来的武装起义提前做好了准备。是四川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到武装起义的转折点,是中国同盟会把保路运动由保皇的改良主义转变为武装推翻清王朝的民主革命的第一个具体步骤和重要里程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保路运动燃烽火

  1911年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当晚,曹笃、龙鸣剑、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锦江,顺流而下,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进一步掀起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势。

  得到消息后,按照罗泉会议的部署,秦载赓、侯宝斋当即组织成都附近十余州县的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威远、荣县、资州的同志军前去支援。9月10日,各路同志军与秦载庚组织的同志军会师,次日同清军激战。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各路同志军没攻下成都,退至仁寿县籍田铺,设东路军总部。东路军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队伍,这支军队兵分三路,秦率领其中一路,连下仁寿、井研、犍为、威远、自贡等十余州县,“所过秋毫无犯,不愧义师”。南路、西路的同志军也揭竿而起,起义烽火燃遍全川,势不可挡。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在同盟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地方革命政权,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随后,威远、内江、资中等州县纷纷驱逐或杀掉清吏,宣布独立,革命风暴漫卷全川。

  武昌起义“催化剂”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电谕在武汉督办粤汉、川汉铁路的大臣端方带兵入川,妄图扑灭革命烈火。端方所带湖北新军2000多人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里面有大量革命党人。其间,武昌起义爆发。1911年10月27日晚,起义鄂军在陈镇藩的领导下,将端方诛杀于资州城内大东街天上宫。

  湖北新军被调入川,造成武昌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生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911年10月11日夜、1911年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

  孙中山先生对四川保路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朱德总司令用“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的诗句来评价四川保路运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辛亥、北伐与抗战》中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谘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

  在辛亥革命一系列的斗争、转变以及革命发展过程中,代表先进力量的中国同盟会领导召开的罗泉会议是加速运动发展的“催化剂”,对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到武装起义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

  时光远去,精神永恒。今天,走进罗泉古镇,仿佛还听到保路同志会参会同志疾如雷电的步履声声;走进福音堂,仿佛还回响着罗泉会议上武装起义的铮铮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