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理解黄侃

辛亥革命网 2023-03-16 09:58 来源:读书杂志 作者:张晖 查看:

接续程千帆等人编辑《量守庐学记》的学统,张晖于2006年编出《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这一过程,让张晖对黄侃有了真正的体贴与理解。

  世人关注黄侃,一方面极力推崇他在国学上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津津乐道于他的狷狂。这两种取径,各有其立场与用意,但也分明折射出今日阅读黄侃的两种窘境。随着学术的转型,音韵、文字、训诂等传统学问,已令绝大多数学者感到陌生,黄侃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既令今人无法企及,也在今人企图理解他的道路上设置了巨大的障碍。黄侃性情刚烈,平日嬉笑怒骂,臧否人物不遗余力,生活上更是诗酒风流,率性洒脱,遂使五十夭折。这些,与我辈普通人的生活相差甚大。所以,在黄侃和我们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遥远的心理距离。日子久了,这种心理距离就在有意无意之中,强化与放大了黄侃研讨冷僻学问兼有古怪性格的“学怪”形象。

黄侃,字季刚,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音韵训诂学家(来源:bing.com)

  这无疑把黄侃极端地简约化了,我们把这样一个丰富的人,从时代中慢慢剥离出来,然后孤立地审视,贴上“国学大师”的标签。可是,如果将眼光放开,就会发现这几乎是近世品评国学人物的通则。自“五四”新文化以来,普通民众对于从事国学研究的人物,大多抱持此类简约化的想象。慢慢地,国学开始与日常生活绝缘,成为一种专门、深奥甚至是古怪的玩意儿,令人大起“敬谢不敏”之感。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国学的想象依然光怪陆离,不能说不是“五四”以来对国学的不断异化所造成的。

  具体到黄侃来说,他本人的性格当然古怪,研究的学问也自然高深,但如果一味强调这些,那么关注和阅读黄侃或不免堕入茶余饭后的消遣。所以,当我重新翻阅程千帆先生主编的《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与学术》一书以及几十年来大量关于黄侃的回忆和研究文章时,不免想叩问:站在今日之立场,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师”?

程千帆主编《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与学术》(来源:douban.com)

  黄侃在世时,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黄焯记录:《黄先生语录》,见《蕲春黄氏文存》,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221页)很显然,黄侃认为“读书得间”式的“发明”要比“发现”来得高明。这句话向来被视作黄侃治学的“夫子自道”,在他的门生弟子乃至后学中,更被奉为“不二法门”。然而,话中有话,这句话的弦外之音非常明显,当是针砭彼时流行的“动手动脚找东西”式的极端重视新材料的学风。

  一九三一年,日后成为一代宗师的吉川幸次郎到南京中央大学拜访黄侃,黄对他也说了这句话,这给年轻的吉川幸次郎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黄侃说过的话中有一句是:“中国学问的方法: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以这句来看,当时在日本作为权威看待的罗振玉、王国维两人的学问,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发现,换句话说是倾向资料主义的。而发明则是对重要的书踏踏实实地用功细读,去发掘其中的某种东西。我对这话有很深的印象。(《我的留学记·留学期间·黄侃给予我的感动》,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63页)

吉川幸次郎,日本文学语言家、汉学家(来源:wikipedia.org)

  吉川幸次郎无疑马上就认同了黄侃的观点,而他之所以会认同,完全是因为他在北京求学期间,为了弄清《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在北京也曾问过好多先生,或没有清楚、满意的回答,或干脆不理我。但我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出这问题,他立即回答说: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而且没有看原书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这让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我的留学记》,62页)。正因为如此,黄侃的这番话才令吉川幸次郎如此折服,并记忆终生。

  吉川幸次郎在听到黄侃这番言论的时候,马上联想到的是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资料主义”的学风,黄侃的本意是否如此,无法确知。但罗振玉、王国维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来做研究,则是民初运用新材料来讨论新学问的典范。王国维自己曾谈到他在研究中运用的“二重证据法”,简单来说,就是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古文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2页)。后来,陈寅恪对王国维学术的总结有三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版,219页)除却第三点外,前面二点也都是强调王国维在使用新资料方面的功绩。

王国维,中国近代学者(来源:bing.com)

  运用新材料,无疑已经成为时代学术的主流。陈寅恪随即在一九三○年所撰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金明馆丛稿二编》,236页)傅斯年甚至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罗志田先生曾有《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二〇〇〇年第四期)一文对民国史学中重视新材料的现象进行了仔细分析。罗先生认为,吉川所谓的“资料主义”或曰重视新材料,实是晚清以来兴起的一股席卷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新风尚,这种不断试图扩大史料的治史雄心,反而使得常见史料受到空前的忽视。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来反观黄侃对于新材料的态度,似乎特别有趣味。

  世人流传论黄侃治学,一味尊崇许慎《说文解字》,但反对运用新出土的金文和甲骨文。但黄侃的门人陆宗达先生说:“在季刚先生批注过的《说文》上,几乎每页都有用金文、甲骨对照《说文》之处。这使他的《说文》之学创出了新路,有了前人所不能有的成就。”(《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见《量守庐学记》,122页)胡小石先生也说:“我研究学问的方向与季刚先生不尽同,如甲骨文,初季刚极力反对,到十六年至京,他却很精考求,收集材料。前者反对,是守师承;终至相信研究,这是做学问的精神。”(《胡小石先生追悼季刚先生讲辞》,《金陵大学校刊》一七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胡小石先生主要研究甲骨文、金文,又是黄侃在中央大学的多年同事,他的说法,当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近年出版的《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中留下了大量黄侃阅读甲骨文和敦煌资料的记录,也可以印证胡小石和陆宗达的说法。如《己巳治事记》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六日“竟日看古彝器甲骨文”(《黄侃日记》,528页),《读战国策日记》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央大学借得《殷墟书契前编》四册,拟与石禅钞此,并钞刘鹗《藏龟》,则甲骨之书于是乎全。……与富晋书,告以汇款,仍托求甲骨书”(《黄侃日记》,583页)。这方面的内容,卞孝萱先生在《读<黄侃日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二○○四年第四期)一文中给予了重点讨论,认为黄侃治学没有忽视新出材料,对以往的相关误说给予了驳斥。

《黄侃日记》(来源:bing.com)

  但我依然怀疑黄侃对新材料的态度,最明显的一条证据是《寄勤闲室日记》一九三一年正月初一(二月十七日):“理书。以敦煌出书及龟壳文字之屋中架上。”如果只看这句话,会误以为黄侃十分重视敦煌、甲骨,但接下来《日记》中就冷嘲热讽道:“近世之所谓古学也。无暇观之,姑以自娱,亦犹乡人偶入城市,归诧家人以未尝到者而已。”(《黄侃日记》,667页)可见,尽管黄侃对于新材料的态度有所转化,但还是有所保留的。这种有保留的接受,底线则是新材料不能替代旧学问。黄侃曾说:“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倒旧学说。”(《蕲春黄氏文存》,221页)黄侃学问的长处在于文字学和文学,历史学并非他的专长。但新材料在历史学中的运用,历经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推动,声势尤其浩大。这种情势,使得黄侃不得不跳出文字学的领域,专门提出“历史学”,加以严厉地批评。

  重视新材料,随即便带来如何处理新材料的问题。陈寅恪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陈寅恪的立论自然在于强调新材料的重要,使得学者要谨于言 “无”。但黄侃却认为:“中国学问,无论六艺九流,……曰言有不言无。”(《蕲春黄氏文存》,119页)黄侃认为,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便是“言有不言无”,那么,在既“有”的旧学说面前,新材料的发现只不过增加了旧有学说所“无”的东西,而未必对旧有学说既“有”之部分产生补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材料可以说未必有用武之地。

黄侃手迹(来源:bing.com)

  黄侃对当时学术主流的保留、批评意见,当然不仅仅局限在新材料的问题。如考据之学从民初以来,几乎就占据了学界的主流,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几乎都醉心考据。黄侃却认为考据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说:“读中国旧书,了解为先,记忆次之,考据又次之,判断最后。”(《蕲春黄氏文存》,221页)可见,黄侃认为,新材料的发现和考据方法的运用,都是在不损害固有学说的前提下,才有存在的价值。

  黄侃的这些言论都是与门人私下交流的感慨,并未形诸文字或公开批评。对当时的主流人物来说,黄侃只是一保守的国学人士,他有什么意见要发表,自然也不太在意。但黄侃的这些想法既然对门人加以述说,那么他的一些核心思想,就会被门人吸收并加以发扬光大。如黄侃对于时人治学弊端的反思,金陵大学的学生们就大加引申,并形诸文字。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十月,金陵大学文学院创办了《斯文》杂志,该杂志的作者队伍是金陵大学的师生,不少都是黄侃的师友、门生,如刘国钧、高文、程千帆等,他们在《卷头语》中说:“今世治人文之学者,似有二弊,一曰考证,二曰新颖。盖自五四运动而后,学风趋向批评;近年治学,遂重考据。”批评趋新:“趋新骛奇,苟不经见,便为新颖;苟觉新颖,便是真理。”批评考据:“假考据以骇俗。”这些思路,与黄侃在世时所持意见,相当接近。程千帆在一九四三年《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一文中更注意到近代考据学风盛行得力于“科学”的推动,他说:“案满清学术,一由于明学之反动,二由于建夷之钳制,考据遂独擅胜场。而咸同以来,朝政不纲,人心思动;所谓汉学,亦久亡将厌,以有今文家言之发生。公羊学派,又考据之反动也。然此学派本依附政治而光昌,亦以证据之变更,不旋踵而消灭。及西洋学术输入,新文化运动勃兴,……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仍承胜朝之余烈,风靡一世。”(《斯文》三卷三期,亦刊《国文月刊》十六期)黄侃先前也曾简单提到过科学和“证据”的关系:“所谓科学方法,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蕲春黄氏文存》,222页)可见,对于当时已经到达“骇俗”的考据学风,黄侃的门人弟子一直在延续黄侃的思路,不断加以反思和批评。程千帆的文章发表之后,很多人指责他怀疑考据,所以程千帆写了一篇名为《关于<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的辩论文章,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但无轻视考据的意思,反之,倒是对于考据有着相当浓厚兴趣的。在《文史杂志》和本刊(指《国文月刊》)所发表的拙作研究古代诗歌的文章,一贯地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便是显明的证据。不过我觉得:考据只是文学欣赏的过程,而非它的本身。……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考据是文学欣赏的准备工夫。考据对于欣赏,不仅是无害,而且是必须的。可是,它的功用也有个限度。我们不能永远停滞在考据的过程上。”(《国文月刊》六十八期,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6页)可以看到,从黄侃对考据学风的批评,到程千帆反思考据学风盛行之缘由及提出“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的说法,一直伴随着对晚清以来主流考据学风的反思。同时,这种情况也是学生延续与发展师门学说的一个典型事例。

程千帆,中国著名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来源:bing.com)

  黄侃一向重视带学生,他曾说:“死而不亡者寿。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蕲春黄氏文存》,223页)程千帆发展了他的学说,他想必十分得意。黄侃一生广收门徒,除在上庠授课所得生徒外,他的学生,还可以分成两种。徐复观说:“谈到黄先生收拜门的学生,就我所了解的,可以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有钱的子弟,他收来凑热闹。记得我有一位姓卢的同学,文字不很通顺,但因为他家是大木商,不久也成为黄先生的拜门弟子;他的责任是逢年过节送礼,听戏上馆子付钱。当时我们自然很瞧不起这种人,不过这只是偶尔的情形;而在现时看来,有钱的子弟,因慕名而肯为穷广文花几文,也算是难得的。另一种拜门弟子,多半因为天资很好,激起了黄先生爱才之心,而被黄先生收录了。拜门后他也只告诉学生,应读些什么书;有问题时,可以向他提出来问问。例如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疏证》,便是他要我从头到尾,细读一过的。”(《关于黄季刚先生》,《政治评论》十卷三期,26页)因为这样,黄侃的弟子中也不全是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尽管如此,黄侃门人中如范文澜、孙世扬、刘赜、骆鸿凯、金毓黼、龙榆生、陆宗达、杨伯峻、汪绍楹、徐复观、张汝舟、刘太希、常任侠、武酉山、黄焯、殷孟伦、潘重规、徐复、钱玄、管雄、程千帆等等,均在学术上卓然有成。据这些门生弟子的回忆,黄侃在引导学生进入学术殿堂时,是非常严格与尽责的。殷孟伦回忆说:

  为了戒我荒嬉之病,先生教我课余就到他的寓所,为我安排学习,以打好基本功为首先要义,一不骛外,二要习惯耐于久坐,下苦功夫。开始,先生让我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裁成,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先生于是告我,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书增广至二十四种,我都照先生教导读完了。先生又勖我在三十岁前一定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量守庐学记》,139—140页)

殷孟伦,中国语言学家(来源:bing.com)

  这样手把手教学生,学生只要自己努力,就可能有所得。不仅如此,黄侃教导学生,往往希望他们唯学问是求。潘重规回忆说:

  民国二十三年,我任湖北省立高中教员满三年后,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博平(赜)先生以兼任教授相聘。论名义,是教授;论薪水,也接近专任教授的待遇。正准备签约,季刚师突向罗志希(家伦)校长推荐我为中文系助教。其时志希先生兼任边疆学校校长,他说:“中文系助教额满,而且起薪只有国币一百元,不如请潘君往边疆学校任讲师,名义待遇均可较优。”季刚师说:“我要叫他回来,多教教他,你就调中文系一位助教去做讲师吧!”……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确实是爱人以德,只望我们学问有长进,不为我们求名位。(《母校师恩》,见《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51—52页)

  可见,黄侃在教育学生方面确实投入了相当多的心血。很多学生在回忆黄侃的时候,也都会提到黄侃性格上的激烈与古怪,但他们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能感觉到老师对自己的好以及期待之高。黄侃虽然五十而殁,但他的学术和思想却得以传承下来,这无疑是黄侃用心育材的馈报。

  我在编选《量守庐学记续编》的过程中,感觉到了理解黄侃的不易。几十年来,黄侃的亲人、友人、门人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和研究文字,更不要说充斥于报纸杂志的品评与八卦文字。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不断在想黄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暂时没有办法拨开重重的文字迷雾,来达到认知黄侃的目的。但是,我也只想“取一瓢水饮”,来看看作为一名学者的黄侃,如何应对他所处的学术界?如何观察他周遭的学人与学术思潮?

《量守庐学记续编》(来源:douban.com)

  无疑,作为当时的国学重镇,黄侃对于外间盛行的各种学说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他在私下反对重视新材料和考据的主流学风,但没有盲目地反对,他有理据,也有论说。可以想象,黄侃身在中央大学,却一直冷眼旁观着北平的学术界和中大隔壁的中央研究院(一九三四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由上海迁往南京北极阁,与中央大学毗邻)。黄侃与主流的学风保持着警惕与疏离,这是他清醒甚至自觉的选择。与此同时,黄侃积极地将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通过精心培育学生来传承下去。可以说,黄侃做到了“择善而固执之”。今日来阅读黄侃,对于这一点,似乎尤其不宜忽视。因为,在现在这个不断要求“预流”或曰与国际接轨的年代,我们能否在了解彼长此短之后,依然带着一丝警惕与疏离,坚定地选择自己的学术之路呢?

  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于魏公村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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