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革命之父》作者——一个小人物的辛亥革命

　　一

　　提到辛亥革命，人们会想到孙中山。中山二字与孙中山在日本的经历有关，是有日本色彩的名字，但日本人却鲜有使用的，通常称孙中山为孙文。同样，在欧美也很少有人使用孙中山的称呼，一般称Dr. Sun Yat­sen(孙逸仙博士)。一个人有三个名字，就可能有三个不同的肖像，但无论三个肖像有多大差异，都凝聚着同一个时代的主题——革命。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均致以赞词。在国共政治斗争中，孙中山这一符号更是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林森等提议尊孙中山为“国父”的议案；4月1日，时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签署文件，“训令所部一体执行”。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致开幕词道：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

　　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毛泽东再次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无论是奉孙中山为“国父”，还是尊孙中山为“革命先行者”，都是对孙中山的身后评价。而在孙中山生前，也即孙中山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在美国纽约刊行的周刊《展望》(The Outlook)上载有一篇题为“The Fath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的文章，作者Kim Tong­ho盛赞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之父”。笔者寡闻，在难计其数的孙中山研究中，该文似乎尚未被言及。Kim Tong­ho是谁？他和孙中山是什么关系？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日本东洋文库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藏书中发现此文，由于对Kim Tong­ho一无所知，更无从查寻，遂将此文搁置一旁。近年阅读法国历史学家、作家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的著作，唤起了笔者寻找Kim Tong­ho的愿望。雅布隆卡认为，历史学者探究历史的过程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如果将其公开，能使历史写作具有透明性。

　　二 《中国革命之父》(The Fath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共三页，翻译为汉字有三千余言。正文前有孙逸仙博士肖像，左上图形蛇实龙，象征“帝国”(The Empire)；右上方为武昌首义18星旗，指称“共和”(The Republic)(见图1)。《中国革命之父》主要内容如下：

　　在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之际，出现了一位曾被鄙视而今受到数百万人膜拜的人物，他就是中国第一位共和国总统孙逸仙博士。为了共和国，孙逸仙博士谦虚地将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

　　1865年（实为1866年——引者），孙博士出生在离广州不远的香山。年轻时到了夏威夷。夏威夷在1898年成为美国领土。孙博士毕业于檀香山伊奥拉尼学院(Iolani College)，随后到香港学医，27岁时获得学位。在夏威夷和中国期间，孙博士心中的革命思想从一个神秘的概念演变成一个坚定的信念；为了保护自己，他取得了英国公民的身份。孙博士在广州和澳门开设诊所，后来又在夏威夷行医，但很快意识到二者不可得兼，要革命就必须放弃这个职业。孙博士是个非常有活力、无畏的人，在全世界组织了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从1895年攻占广州的尝试失败后，他鼓励海外华人学习军事，这些人回国后发动了若干不成功的起义。他的儿子，一个21岁在美国受教育的年轻人，于1911年12月1日从太平洋出发，也加入了父亲的活动。在同事中，黄兴在过去20年中一直协助孙博士。1911年10月孙博士离开芝加哥后行踪完全不为人知，有人开出20万美元的巨款要他的人头。

　　孙博士是雄辩的演说家和能干的作家，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让人们相信，要实现中国政治的根本变革，除了革命，别无他途。“一个放弃了可以挣钱的诊所和私人财富的人，一个被绑架和被监禁过的人，一个时刻面临政府派出的刺客和间谍而有生命之虞的人，一个家庭遭受屈辱的人。孙博士是中国觉醒的体现，他的无私工作值得赞美，他是中国革命之父。”

　　如此了解孙中山革命经历的Kim Tong­ho是谁？Kim Tong­ho很像朝鲜人名，音图片，Kim即金，Tong­ho的汉字可能是东浩、东虎、东昊、东镐等，莫非在孙中山革命征程上有一位朝鲜志士相随左右？检索1945年韩国独立后政府职员名簿，里面有一位名为金东镐，除了年龄显示可能与孙中山有交集外，没有任何可以将二人勾连起来的信息。翻阅有关孙中山的革命史料，孙中山身边曾出现过朝鲜人。1924年11月，孙中山访问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的亡命地——神户，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演讲——《大亚细亚主义》，告诫日本政府放弃“霸道”，践行“王道”。在神户期间，孙中山出席了日本人主办的招待会，席间有个朝鲜人金东赫。不过，“赫”音图片(hjək)，与ho有异，而且此人是“在日朝鲜人协会”会长，亲日团体“水平社”的成员，与孙中山不可能有更多的交往。

　　从韩国和日本历史资料中寻找Kim Tong­ho未果后，笔者开始怀疑Kim Tong­ho是否为英文排版之误，即正确的写法应为Kim Tong Ho，姓Ho，名Kim Tong，是地道的中国人名。Ho粤语发音为“何”。《中国革命之父》虽然概观孙中山革命生涯，却只字未提日本，莫非何姓作者是在美国的华人？按照这一思路检索Kim Tong Ho，一位汉字名“何锦棠”的信息引起了笔者的注意。1917年版《游美同学录》是这样记述何锦棠的：

　　何锦棠，年二十九岁，广东籍，生于檀香山，已婚。初学于檀香山鄂湖学校，为学校杂志襄理。光绪三十四年，自费游美，入威斯康心大学，习经济学。民国元年，得学士学位，又得演讲第二名奖，为威斯康心万国会书记、中国学生会书记及会长、中部留美学生分会书记。民国元年，返檀香山，任美檀银行收支员。民国五年，任檀香山比孝银行保险部干事员。

　　何锦棠的名字还出现在美国华人家谱网，在Ho姓第87条下有一段介绍其生平的文字，摘自《檀香山广告者》(The Honolulu Advertiser)，可与《游美同学录》的记述相参照：

　　何先生1888年9月22日生于檀香山，是Ho Fon的儿子，后者长期与卑涉(Bishop & Company)银行合作，这家银行后改名为檀香山卑涉国家银行。他的祖父在19世纪90年代与旧金山加利福尼亚银行有联系。何先生是鄂湖学校(Punahou)的优等生，于1907年毕业。1912年，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在大学里，他是一位著名的辩手和明星运动员。1912年从威斯康星州回来后，何先生一直在夏威夷第一国家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 of Hawaii)工作，1915年他加入了美国平等人寿保险协会(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 of America)。

　　Ho Fon系当地华人基督教领袖，在卑涉银行工作的孙中山好友何宽(1861－1931)。1894年10月，孙中山第三次到夏威夷，11月24日在檀香山艾玛巷(Emma Lane)何宽家(见图2)创建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何锦棠的父辈与孙中山有故，何锦棠自幼耳闻目睹孙中山革命活动，是有条件撰述《中国革命之父》的。

　　图片 文本是作者的镜子，可以反映其情感、思想乃至经历。何锦棠作为何宽的儿子，如果是《中国革命之父》的作者，文本必然留有可供爬梳的痕迹。

　　细读《中国革命之父》，文中有道：“当孙先生开始为拯救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开出他的治病药方时，我还是个小家伙(a little bit of a fellow)。现在回想起来(Well do I remember now)，他作为一名执业医生，肩负着宣传革命的重大职责。”“小家伙”如果是何锦棠，其时正好6岁，对来家中的孙中山应该有印象，所以他进而说，“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了其中的意义。是的，何锦棠忆起了对孙中山的形象：

　　作为一名医生，他在广州和澳门开了很大的诊所，后来在夏威夷也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诊所。他深受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爱戴，每当我们中有谁生病了，我们家会不变地说：“请孙医生来(Send for Dr. Sun)。”

　　在《中国革命之父》中，作者提到过两个孙中山的文本，一个是《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中国革命之父》写道：

　　我清楚地记得，在他获释后，他给我们讲述了被绑架的经过，以及他是如何成功地向英国外交部递上了便条，声称有英国公民身份，英国政府理应保护他。这个故事在1907年出版《伦敦被难记》详述之前，即由他讲述过。

　　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公使诱骗囚禁两周，次年在英国出版了名为《伦敦被难记》的回忆。何锦棠说《伦敦被难记》出版于1907年不确，但却道出亲耳听孙中山讲过的往事。据《孙逸仙在夏威夷》(Sun Yat­sen in Hawaii)一书，时间当在1903年9月至1904年3月期间，这是孙中山第四次到檀香山。此次在檀香山，孙中山加入洪门，重组兴中会，成立了“中华革命军”。如果Kim Tong­ho是何锦棠，年龄当在15—16岁。作为基督徒，Kim Tong­ho对《伦敦被难记》里孙中山自述内心的变化颇有感触，在《中国革命之父》中长段予以引用：

　　我的绝望达到极点，惟有向上帝祈祷方能得到安宁。郁闷的白天接着更加郁闷的夜晚，终而复始，如果不是祈祷带来的安慰，我相信自己已经疯了。获释后，我对康德黎先生(Mr. Cantlie)说，我永远不会忘记10月16日星期五早上祈祷完毕站起身时的那种平静、满怀希望和自信的感觉，它使我确信我的祷告被上帝听到了，是上帝给了我希望，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中国革命之父》倒数第三段提到一本小册子。作者写道：“他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自由和平等的经验，自然想从美国寻找适合中国的政府模式。对我来说，引用他几年前印刷的一本小册子中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妥，这个文本被交给了我，因为此前的保存者认为放在他那里危险。”作者引用的小册子原文如下：

　　To work out the salvation of China is exclusively a duty of our own， but as the problem has recently involved a worldwide interest， we， in order to make sure of our success， to facilitate our movement， to avoid unnecessary sacrifice， and to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 and intervention of foreign powers， must appeal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for your sympathy and support， either moral or material， because you are the pioneer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Japan；because you are a Christian nation；because we intend to model our new government after yours；and， above all， because you are the champion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We hope we may find many Lafayettes among you.

　　如果读过孙中山“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一文，不难知道上文出自这篇190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美国的演讲，该演讲被译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内容如下：

　　拯救中国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但由于这个问题近来已涉及全世界的利害关系，因此，为了确保我们的成功、便利我们的运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中间找到许多的辣斐德。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驳斥美国流行的“黄祸论”，希望美国政府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对美国人说：“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中国的觉醒不是“黄祸”(yellow peril)，而是“黄福”(yellow blessing)。年仅16岁的何锦棠，未必有机会接触孙中山的演讲稿。确实，一如文中所说，是后来才看到的——“这个文本被交给了我，因为此前的保存者认为放在他那里危险”。从后文何锦棠在高中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可知，他对孙中山反种族歧视的言论有很强烈的共鸣。

　　至此，似乎可以给上文的考察下一个暂时性的断语了。《中国革命之父》的作者Kim Tong­ho可能为Kim Tong Ho之误，Kim Tong Ho是孙中山革命的同道何宽之子——何锦棠。何锦棠幼年目睹孙中山出入家中，及长，接触孙中山革命文献，方知孙中山正在从事反清革命。1912年4月1日，孙中山为了共和国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得知消息后的何锦棠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中国革命之父》。但是，文章是如何投稿并被刊出的，这个过程尚不清楚。

　　三

　　1952年1月21日，何锦棠去世。1月23日，《檀香山广告者》刊登了一则“讣告”(Funeral Notices)。“讣告”中关于何锦棠生平的文字，除去上文征引的段落外，还有如下内容：

　　1921年7月，何锦棠被邀请建立一家新银行——自由银行。何先生是1919年华人大学俱乐部(Chinese University Club)的创始人之一，任执行委员，1929年担任主席。他是华人商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和夏威夷华人公民协会(Hawaii 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的成员。1913年，何先生受夏威夷州长之命，在大法官领导下进行市政章程研究。何先生足迹遍布东方、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地。1913年，他组建了第一支华人棒球队在东方进行巡回比赛，夺得了远东运动会冠军(Far Eastern Olympic Championship)。1920年，他陪同美国国会代表团到中国访问。

　　回顾何锦棠早年的经历，还在读书期间已是檀香山华人圈中的名人了。1907年，他因学业优秀而被选拔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他以《来自中国的经验》(Some Lessons from China)为题，抨击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强调中国文明的智慧值得美国人学习，“中国在过去已经教会了世界很多东西，她现在也可以教会世界很多东西”。致辞很长，内容大致如下：

　　(一)平等。从文明的年龄看，在埃及成为一个国家之前，在希腊看到曙光之前，在欧洲或美洲的任何民族拥有书面语言之前，中国就拥有了复杂的文明。对世界进步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不仅在科学和商业领域使世界受益，而且在文学领域也使世界受益。孔子和其他中国圣人的哲学充满了智慧，孔子的“生活法则”(Rule of Life)比基督的“黄金法则”(Golden Rule)早五百年，它引导着许多人走上体面生活的道路。中国人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则颁布排华法案，给予中国人“可耻的待遇”，这表明她完全无视“黄金法则”。自1868年以来，美国的政策一直带有明显的侵略性和反华性。美国宣称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但却以种族差异向一个民族关闭了大门；她声称自己是开明的国家，但却允许不公正的排华法案。

　　(二)家庭。中国可以在婚姻的神圣性方面教给这个国家很多东西。在美国，因离婚而导致家庭破裂比比皆是。中国人很少离婚，中国妇女对婚姻的忠诚度很高，即使丈夫不在身边长达20年甚至30年，妻子仍忠心耿耿，日复一日地料理家务，并对丈夫的父母给予应有的尊重。

　　(三)节俭。在经济问题上，中国人可以教给美国人很多东西。中国人量入为出，总能积攒一些东西以备不时之需。夏威夷的富裕华人的情况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中国人是地球上最节俭的民族。翻看警方的法庭记录，可见因醉酒而被捕的中国人的名字不在其中。

　　(四)敬业。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田间、商店、办公室、学校、教室的工作中。中国人承担起为美国人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这一伟大的工作。中国人不给他们的雇主添麻烦，总是尽最大努力来促进雇主的利益。美国工人与资本家对立，工会过去和现在都是美国商业繁荣的绊脚石。

　　(五)市场。美国在远东的地位要求她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美国应该与中国友好还有一个原因是，目前正在与欧洲国家争夺东方的商业霸主地位，美国每天的生产量超过了人民的消费力，需要一个外国市场来消化剩余产品。在全世界，哪里能找到比中华帝国更好的商品市场？

　　何锦棠虽然生长在夏威夷，但固守中国的旧传统，对中国文化充满自豪感，认为即使近代落后了，中国仍然可以成为美国学习的榜样。难得的是，一个高中生在毕业典礼上激烈抨击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这种姿态也体现在他的大学生活中。1907年，何锦棠赴美国本土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即将毕业前曾做出令人震惊之举。1912年8月，《檀香山星报》以《华人首次在总统初选中投票》为题写道：

　　何锦棠是第一个参加总统选举的夏威夷华人，何锦棠是银行家卑涉(Bishop and Company)银行何宽之子，他刚刚在威斯康星大学取得学士学位，预计周三将回到在Wilhe mina的家中。

　　在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活动，除了在许多华人学生组织中担任职务外，还是几个文学社团的成员，锦(何——引者)以中国问题作为论文题目，受到好评。

　　1912年4月美国举行总统初选。据报：“麦迪逊。何锦棠，一位来自夏威夷的威斯康星大学的中国学生，因为不是美国公民而被麦迪逊选举官拒绝登记。校长海思(Charles В. K. Van Hise)和教授米克(W. J. Meek)作为产权人联合为其担保。何先生称自己有公民身份，因为他的出生地夏威夷是美国的领土。他是该校第一位以美国公民身份投票的外国学生。”

　　作为檀香山华人的希望之星，《檀香山星报》一直在跟踪报道何锦棠，有其参加体育比赛的消息，有15名华人组成的学生会的活动，等等。1912年8月该报以《中国学者 荣誉之家》为题写道：美国夏威夷的华裔公民刚从大学毕业，载誉归来，他已经为将来的事业做好了准备。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完成了四年的课程后，获得了学士学位。他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银行和保险，他还带回了两个银杯状田径冠军奖杯。何锦棠今年24岁，是卑涉银行何宽(Ho Fon)的儿子。

　　何锦棠回到檀香山后，事业顺利。1913年2月19日，他在给威斯康星大学同学会的文章中称：“最近我很忙，正在很好地利用在大学学到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知识。工作是相当愉快的，但我一直希望这里有更多的威斯康星人。”在个人生活上，喜欢棒球的何锦棠忙于组织棒球队去美国本土参加比赛，他还收到了来自上海的威斯康星大学校友会的邀请函，后者希望他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大型宴会。

　　1913年7月，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芮恩施博士(Dr. Paul Samuel Reinsch)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是何锦棠读书期间的导师(instructor)。15日，何锦棠在接受夏威夷当地报纸采访时说：“他对中国了如指掌(He knows China like a book)。”前述《华人首次在总统初选中投票》一文在最后言及何锦棠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中国问题，导师即芮恩施。可以推知，当芮恩施知道自己的学生和孙中山有关系后，是他将何锦棠的《中国革命之父》推荐给《展望》杂志的。

　　四

　　至此，本文的探寻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令人难以释怀的是，Kim Tong Ho何以会被误写为Kim Tong­ho？检索威斯康星大学关涉何锦棠的记录，他的名字有时写作Kim­Tong Ho，但未见Kim Tong­ho。然而，就在本文将要罢笔之时，前文“讣告”中的一段话——“1920年，他陪同美国国会代表团到中国访问”，让笔者的问题顿然化解。1920年8月5日，庞大的美国国会议员访华团抵达上海。为欢迎议员及其家人的到来，上海总商会、江苏教育公会、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21个团体筹备和组织了各项欢迎活动。当晚，太平洋公会举行招待宴会，唐绍仪任“主席人”，“孙中山、伍廷芬、芮恩施、福特君等均有演说”。稍后，沪上西文报纸对访华团也有报道，其中8月10日《字林西报》和14日《北华捷报》涉及芮恩施的消息相同：

　　Mr. Kim Tong­ho，formerly of Honolulu，and a gradu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left with the U. S. Congressional party on its tour of China，including the visit to Peking. Mr. Ho will serve as secretary to Dr. Paul S. Reinsch，former U. S. Minister to China and now Counsello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檀香山人、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的Kim Tong­ho先生随美国国会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地包括北京。Ho先生将担任前美国驻华公使、现中国政府顾问芮恩施博士的秘书。)

　　原来何锦棠也随访华团一行来到了中国。令人吃惊的是，文中指称何锦棠的英文有两个不同的标记，无独有偶，一个竟写作Kim Tong­ho，至此真相大白。不难想象，何锦棠不仅出席了晚宴，而且还见到了他所尊敬的孙逸仙博士——“中国革命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