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谈在陈云身边工作的感受: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辛亥革命网 2020-04-10 10:21 来源:秘书工作 作者:朱佳木 查看:

今天是陈云同志逝世25周年纪念日,我们摘编一篇回忆文章,和大家一起缅怀陈云同志。

  今天是陈云同志逝世25周年纪念日,我们摘编一篇回忆文章,和大家一起缅怀陈云同志。

  我是1981年至1985年期间担任陈云同志秘书的。那几年,正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趋于完备、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时期,也是陈云同志已经步入晚年但仍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

  通过在他身边工作,我亲眼目睹了他对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运筹帷幄,亲耳聆听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真知灼见,亲身感受了他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他的高风亮节。他那种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处处以身作则、事事言行一致的高尚品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敢讲真话

  陈云同志一向提倡共产党员要敢讲真话,勇于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在这方面,他自己首先做到了。

  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就陈云同志向他当面表示当年钢铁生产指标难于完成一事,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特别指出:“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接着,他说:陈云同志“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这里所说的陈云同志“犯错误勇敢”,是指他1956年反冒进的所谓错误而说的,历史已经证明,把那说成错误并不符合实际;但说他坚持真理勇敢,则是确实的。

  当年,财经战线的干部中流行着陈云同志的四句话,叫做“原则问题,该顶必顶,现在不顶,今后检讨”。

  上世纪70年代末的那次经济调整,开始时阻力相当大。许多地方和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不通,认为“资金不足可以借外债,发票子”“有点通货膨胀不可怕”“调整是多此一举,会耽误建设时间”。由于认识不统一,1979年和1980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降下来,相反却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外贸逆差20亿美元,增发货币130亿元,造成物价大幅上涨。

  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在中央工作会议、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等各种场合,反复给大家讲道理。他指出: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对外债要分析,买方信贷的使用取决于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用发票子的办法弥补基建投资赤字,无以为继,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

  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竭力推动下,调整方针终于得以贯彻,并很快理顺了严重失调的各种重大比例关系,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稳定而宽松的环境。

  在我即将离开陈云同志秘书的岗位之前,他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

  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

  陈云同志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促使那次会议开成了一个充分发扬民主、彻底清算“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会议,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

  磊落大度

  党的八大之前,中央决定增设四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职务,并推荐陈云同志为副主席。陈云同志表示自己不行,这样安排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对陈云同志专门作过一番评价。他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陈云同志对别人的功劳从不抹杀,而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却从不隐晦。

  在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些同志表示对他能重新出来领导经济工作很高兴,他在讲话中就直言,不要把他说得这么好,他也有很多反面教训。当时156项重点工程中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是经过他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

  在我的印象里,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陈云同志对自己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的精神。那是在党的十二大前夕,有关部门的领导通过我向陈云同志请示,说现在许多代表都将简历中文化程度一栏按照现有文化水平作了相应修改,因此,他们考虑把陈云同志原来填写的高小毕业也改为相当大专,问他是否同意。陈云同志让我告诉他:不要改,简历中的文化程度是指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不是指实际水平,他只上过小学,只能写高小毕业。至于说实际水平,大家都清楚嘛。

  后来,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有人反映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改自己的学历也是一股不正之风。陈云同志看到简报后,批示说工作成就与学历是两回事。

  注重学习

  陈云同志一向提倡学习哲学。

  1981年,他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讲:“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

  他曾多次说过,当年在延安,毛主席曾先后三次同他谈话,要他学哲学,还派教员帮助他学习。

  他在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规定每周看几十页书,然后讨论一次,从1938年开始,坚持了5年。

  长期以来,陈云同志不仅自己刻苦学哲学,还要求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学。

  我在他那里工作时的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去说:“今天和你不谈别的事,就谈学哲学的事。我主张你今后也要抽时间学一下哲学,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就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还说,在延安学习哲学,使他受益匪浅。过去,他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过哲学后,讲话和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

  严于律己

  在个人生活上,陈云同志更是严于律己,有时几近苛刻的程度。

  他去外地,从不要当地领导同志到机场、车站迎送,也不允许他们陪同,用他的话说,叫做“不迎不送,不请不到”。

  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工作人员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收礼。有一次,部队一位老同志从南方给他带来一箱水果,已经送到了中南海大门口,我知道只要请示他,他肯定不同意收,只好赶到大门口去接待,经过反复解释,总算让人家把东西带了回去。

  他吃饭也很简单,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粗茶淡饭。有一年,他到外地,接待单位不知道他的要求,给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坚决不吃,坐在那里和我聊天,直到厨房重新做了他平时吃的一荤一素,才肯就餐。

  还有一年春节,我到他那里请示工作,正赶上他吃午饭。我看见桌上还是平时的两菜一汤,就说今天过节了,是不是多加几个菜。他说:“不用加,我天天过节。”我知道,他指的是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比,就和过节一样。

  公私分明

  他公私非常分明,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陈云同志从小喜欢听评弹,建国后,为了养病,他把听评弹录音当成了自己的主要业余爱好。有一次,他要我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帮助录一段评弹,说完交给我两盒没有开封的空白磁带。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解释说,这是让他们录音的,我这才明白。

  还有一次,中国人民银行送来三枚建国35周年的纪念币,每枚1元。他对我说,要给他们钱,否则他不要。

  那时,陈云同志发表了文章或出版了著作,凡是收到稿费,一律让负责行政工作的秘书缴党费。我知道后,劝他先存起来,将来捐赠给一些事业,可以起更大的作用。起初他不同意,认为国家已经给他发了工资,稿费是额外收入,不应当属于他。后来,经过几次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钱先后捐赠给儿童福利基金会、北方曲艺学校筹建处等单位。但对于报刊或出版社支付给他的题字题词稿费,他还是坚决不收,并原封退回。

  作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我认为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永远向他的思想、品德、风格学习,不辜负他的言传身教,在新的历史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永远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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