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通过这次危机推动社会启蒙(2)

　　
　　不能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道德问题，认为是教师、医生道德堕落，根本问题是本应该由国家兜底的事情被推向市场。既入市场，当然就利益挂帅，医患关系、教师教家长必趋恶化。而大疫期间，医护人员与患者关系极好，有许多动人故事。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医疗界突破了利益诉求，治病救人复归为唯一宗旨，南丁格尔的献身精神焕发。这一情形值得我们深思。这次大疫给我们指出了让医务和教育这两个系统重回健康的、有尊严的路径一一政府把医教经费兜底，让广大民众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不必把医护人员推到市场上去谋利益。

　　
　　马国川：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医疗保障是需要大笔钱的，钱从哪里来?
　　
　　冯天瑜：医教养老经费的解决途径，明摆在眼前。首先，节省巨额的行政开支。现在党政机构庞大，消耗国家资源，如果切实精兵简政，经费自来；其次，杜绝奢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花费巨资开会摆阔；第三，对外援助要适可而止，切勿搞有去无回的漫撒千金。如果这些钱能够节省下来，国家兜底教育、医疗、养老，是绰绰有余的。
　　
　　马国川：既然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就应该向文明国家学习。文明国家的首先表现，就要把社会保障的切实保下来，对公众该尽的责任要尽到。
　　
　　冯天瑜：且不说那些发达国家，即使经济水平不如我们的，比如印度，都能够做到医保和教育免费。中国现在有钱了，要把用在解决老百姓的基本问题上，这是长治久安之道。
　

　　马国川：这次危机应该成为一次推进社会启蒙的机会，您认为哪些方面迫切需要启蒙?
　　
　　冯天瑜：确实有必要以这次克服公共卫生危机为契机，开展一次社会启蒙。社会启蒙所涉很广，现在只谈谈和疫情有关的三方面。
　　
　　其一，提高国家和全民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关于保护生态环境，多年来有所讨论和实践，但还须向纵深推进。正在修订的拙著《中华文化生态论纲》从文化史角度有所评议，在此从略。
　　
　　其二，提高信息透明度，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等基本权利。这次公共卫生危机说明，公民言论自由不仅仅是公民个人权益问题，也是维护社会安全的保障。如果压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信息淹没，国家和公众必受其害。今次大疫证明了这一点。
　　
　　马国川：这次大疫因为禁言造成的后果太惨痛了。
　　
　　冯天瑜：今次大疫播散全国乃至上百个国家和地区，除了是新病毒的认识和应对需要一个过程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堵塞言路，导致疫情信息掩盖一个多月，坐失防疫黄金期。李文亮等医生在医疗实践中发现疫情，及时向社会报告，提请友人警惕，这是合理合法的行为，当受《宪法》第35条保护，却被公安部门指为造谣，受到严厉训诫，央视也播放他们"造谣"的新闻，给讲真话的人很大压力，结果是医生们禁口，公众蒙在鼓里。

　　
　　令人不解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出来宣布训诫是错误的。尽管现在把李文亮作为先进工作者加以表彰，但此举是隔靴搔痒，敷衍公众舆论。此事件不是颁授“先进工作者”就能了事的。李文亮事件的症结是，禁止说真话，导致老百姓不知疫情，引发疫情蔓延。外交部女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1月3日中国就向美国通报了。而训诫李文亮等医生恰恰就是这个时候。既然向美国都通报了，却不让中国老百姓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马国川：有一种说法，怕传播出来会使社会不稳定。
　　
　　冯天瑜：这是什么逻辑！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恰恰是令人禁口，信息被淹没，广大武汉民众由于不知疫情，便有4万人参加的百步亭“万家宴”，一百万武汉人在春节前夕出走外省或到外国旅游，导致疫情大范围传播，导致武汉封城，八万多人染疾、数千人死亡，国民经济损失达数万亿元之多，这才是社会不稳定，而其肇因正是堵塞言路造成的恶果，这证明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马国川：这次大疫说明，如果不能维护言论自由，不只是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可能殃及整个社会。
　　
　　冯天瑜：需要启蒙的第三点，是端正掌权者与民众的关系。长期以来，虽然有“为人民服务”的教言在上，但掌权者和民众的关系并没有搞清楚，所以在疫情深重之际，有负责人迫不及待的要对武汉人民进行感恩教育，要求百姓感恩领导，引起民众公愤。在舆论的压力下，后来改口感恩人民。如果仅仅是策略性修改提法，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真正端正掌权者和民众的关系。中国古代即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论，现代政治文明更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有权监督、问责政府，这样才有健全的政府，才能保障社会健康运行。
　　
　　2012年在广东党代会上，时任省委书记的汪洋说，要纠正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为什么要纠正呢？就是一些人颠倒了关系，迫不及待地要人民进行感恩领导人。前些年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提法，这是不错的，应该转化为实际行动。
　　
　　马国川：如果颠倒了掌权者与民众的关系，就使“人民共和国”名实不符了。《宪法》第二条就规定“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归于人民”。
　　
　　冯天瑜：有哲人痛心地指出，历史上一些灾难最后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我们希望，经历这次生态危机，吾国吾民有所收获，以上三方面的认识和实践能够提升，不致让国家的巨大代价、人民的惨重牺牲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