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第一处纪念孙中山的公共设施(2)

　　三是天津《大公报》1929年3月11日第11版《中山公园今日可修理完竣》载：“总理逝世四周纪念筹备大会，议决改河北公园为中山公园后，连日以来，已着手修理。刻门前已一律刷新，园内小亭及土山、水池等亦正在粉饰。植树地点亦挖掘妥当，今日当可竣工。多年颓废之荒场，形将一变而为葱茏蓊蔚之所矣。”

　　四是上海《申报》1929年3月13日《总理逝世四周年纪念 全国一致致祭 举行植树典礼》：“天津。总理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午九时半在市党部纪念厅举行。到各界代表及市民两千余人。于纪梦主席，首述四年以来革命经过情形，次述纪念意义：一、要时时刻刻站在民众立点上奋斗；二、根据总理革命方略，以党建国；三、继续总理革命精神；四、勿忘十三年本党改组精神；五、效法总理伟大人格。再次，献花、读祭文。最后，全体高呼口号。闭会后，各界在中山公园植树。原定崔市长（即崔廷献）行植树礼，因崔赴晋，由秘书长冯司直代表。共植六百株（十二日下午二钟）。”

　　五是天津《北洋画报》1929年3月21日第295期第2版刊载题为《中山逝世日天津当局在中山公园植树之盛况》的照片，3月23日第296期第2版刊载题为《天津特别市各级党部于中山逝世日在天津中山公园植树合影》的照片，1929年5月28日第304期第2版又刊载题为《改为中山公园后之天津旧河北公园之外观》的照片。

　　据上述记载可作出明确判断，即：天津当局将河北公园改为中山公园，于1928年10月动议，但决定命名的时间并非正式命名的时间。直到孙中山逝世日（1929年3月12日）前夕，才正式改称。其始称时间当以改悬匾额之际为准。

　　现在的问题是，1928年，天津是否已建有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公共设施了呢？常见记载对此均语焉不详。

　　2.静海独流镇中山亭的建成时间

　　天津静海独流镇文昌阁院内，曾建中山亭。今人记载对此有所提及，已见《追忆独流文昌阁》《独流文昌阁始末》二文，可予参考，即：“久驻独流的某军长官方振武，鉴于‘坛庙臻备、惟缺文昌’之上情，遂于1932年倡议三造文昌阁，阁呈尖顶。”当时，“阁前曾建有专为焚烧字纸的小亭一座，高二米，命名‘中山亭’。”方振武为之题联：“中外咸钦道德精神永不朽；山河已改国民革命告成功。”此联“冠‘中山’二字，故名‘中山亭’。每当私塾、学堂开学，师生必手擎书有‘敬惜字纸’的黄色小旗，毕恭毕敬地前来拜阁。平时，镇内字纸亦到此焚烧。”

　　文献记载则表明，独流中山亭并非建于1932年，而是于1928年8月建成的。

　　一是天津《益世报》1928年7月10日第11版《建设中山亭 已开始动工》载：“独流通讯。本镇河东文昌阁，自民国四年，由绅商各界筹款建筑以来，屡遭兵燹，致将围墙、配房、门楼毁坏无造，所幸全阁无恙。今蒙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方振武总指挥，亲愿出款，从新修筑，扩大左右配房、翻新门楼围墙，在前殿址，弗设一中山亭，为孙总理永久纪念，业于昨日（五日）开始动工。前因方总指挥晋京，该处派有吴副官监理修筑。闻昨日方总指挥已将该款汇流云云。”上海《申报》1928年7月11日《北方军事杂讯》亦载：“天津方振武捐资，令所部士兵修葺独流镇文昌阁，并建中山亭（十日下午五钟）。”

　　二是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21日第6版《各县通讯 独流》：“方振武在独流文昌宫建筑中山亭，已经工竣。上悬一匾，系‘中山亭’三字，上款系方振武题，并楹联云：‘中外咸钦，道德精神永不朽；山河已改，国军革命告成功。’现镇内商学会组织一中国国民党静海独流镇党义研究会，每日上午六时至八时为上课时期，有建设委员会常务员李奉周担任演讲革命历史，李桐蔚、岳家俊等担任演讲《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听讲者甚为踊跃云（十九日）。”而天津《益世报》1928年8月21日第11版《独流镇中山亭落成以后 举行纪念会盛况 党义研究会成立》所载更为详细：“独流通讯。方总指挥振武，在独流文昌宫建筑中山亭，已志前报。兹见得该亭已经工竣建成，随摄影以为纪念。中山亭上，悬一大匾，系‘中山亭’三字，下款系方振武题，并楹联云：‘中外咸钦，道德精神永不朽；山河已改，国军革命告成功。’亦系方振武题并撰。随由独流商会用油作，将中山公园中山亭以及阅报室，均为油漆，辉煌流丽，美景天然，并用照像馆将各亭园均为照下，以为纪念……”

　　据此可知，当时不仅在独流文昌阁（亦称文昌宫）内新建中山亭，而且也将独流文昌阁称之为中山公园了。

　　3.独流文昌阁中山亭的挖掘空间和研究意义

　　独流文昌阁中山亭的挖掘空间和研究意义都很大。

　　一是独流文昌阁清代屡加修葺。同治十二年（1873年）版《重辑静海县志》载：“独流镇河东有文昌阁一座。乾隆五年（1740年），李经介施地六亩五分，李学诗劝捐创建。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发逆’；十年（1860年），李学诗五世孙、庠生荫塘与贡生侯毓刚、封职朱衍绪重修，规制如初。邑中科名，独流鼎盛，诸士崇敬，斯文之报。”1934年版《静海县志》又载：“阎联奎，字鲁堂，监生，祖居洋芬港，乾隆初年迁居独流镇。”“道光十年（1830年）建文昌阁于独流镇。”此后，虽然于1915年再获修葺，但因军阀混战而破败不堪。

　　二是方振武因率部参加“二次北伐”，而进驻独流。1928年，上海《申报》对此报道较详。2月14日：“第九方面军方振武（现已改为北伐第十一路总指挥）全军，新近由豫南信阳、孝感，集中驻马店，参加‘河北战争’”；“方部共有五军，军容甚壮，亦国民军军队之佼佼者”。6月11日：“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鱼晨（6日晨）率部抵静海。”6月15日：“方振武派员来津，设立第二集团第四军团司令部。”6月16日：“陈策十四日午专车赴唐官屯，欢迎陈调元。车至独流，因路轨损坏，不能进，下车访方振武。”6月20日：“方振武部已抵杨柳青，三十七军（陈调元部）进驻独流镇。”6月28日：“方振武第四军团部由独流移驻杨柳青。”

　　三是方振武缘何倡建独流中山亭？这从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17日第7版《方振武部驻扎津南 纪律严明 训练极勤》一文中可见端倪：“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督率所部三十四军阮玄武、四十一军鲍刚、四十七军高桂滋、四十二军之九十五师骑兵旅、炮兵旅、教导团、手提机关枪营及第三军全部，于五日，由沧州追击残敌，至杨柳青，停止前进。现驻扎独流镇、静海、马厂、青县、沧州等处，整顿训练，每日晨五时朝会。全军团各部处及附近部队，一律参加。由方氏演说国民党主义或中央最近政治军事状况，次呼口号、唱军歌。会毕，回营食饭，饭后下操。操毕，由各连排官长率领，清扫街道或垫路。街巷不见游逛官兵。其纪律之严明，可以想见。至其官兵对民众之亲爱和霭，尤足使人欣敬。各城镇通街大衢，均书大字之党义及党纲或中山遗嘱、训词等主义之宣传，另现一种革命新气象云。”可见，方振武既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和追随者，也以宣传孙中山思想为己任。

　　又据上海《申报》1928年6月30日载：“方振武二十八日早，由独流来津，下午三时赴北平”；“方振武二十九日晨六时，同参谋处长杨珏、随军参谋江声煌等，赴西山奠祭总理”。7月9日又载：“天津方振武令所部三万人，挖浚御河（即南运河）。”可见，独流一线战事甫定，方振武即关注民生、安抚地方。而其兴建中山亭的心理动因，显系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

　　天津特别市政府成立伊始（南桂馨于1928年6月25日就任市长），百废待兴，天津各界尚无暇开展相关纪念活动。

　　笔者判断，静海独流中山亭既是天津最早设立的纪念孙中山先生公共场所，也是天津最早开辟的北伐战争胜利纪念地。